王阳明

　　我们都知道，入清之后，阳明学的名声相当不好，在反思明亡的原因以及要求重返古典、重建经史传统等思想转型过程中，阳明学成为被人们攻击的目标，甚至被视作清谈误国的典型，因而一蹶不振，所以在整个清代，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阳明学者(可能除了李绂以外)，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到了19世纪末的晚清，根据朱维铮的研究，晚清第一位王学复兴者乃是康有为。目前学界已有一项共识，即认为康有为早在1891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时期，就十分关注日本社会政界的动向，甚至已经接触到吉田松阴、中江兆民等维新派人物的文献，并且暗地里向梁启超们大谈阳明学。他把心学看作是宋明儒学的主流思潮来定位。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在这一时期撰述过有关阳明学的学术论著，但是他的变法维新思想的形成正是这一时期，所以值得关注(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后来，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猛然发现在日本竟然是阳明学促成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于是开始向国内大量介绍日本阳明学的情况，1905年他甚至在上海出版了《松阴文钞》一书，便是明证。其实，当时流亡或留学日本的大多数学生乃至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都为日本阳明学所倾倒，并且向大陆返流，所以在20世纪初的大陆，阳明学其实就曾经一度走红。胡适对此现象有一个描述，大致符合实情，他在20年代初撰写《戴东原的哲学》之际，曾这样说道：

　　近年以来，国中学者大有倾向陆王的趋势了。有提倡“内心生活”的，有高谈“良知哲学”的，有提倡“唯识论”的，有用“直觉”说仁的，有主张“唯情哲学”的。倭铿(Eucken)与柏格森(Bergson)都作了陆王的援兵。

　　在近现代政治人物当中，蒋介石更是典型的阳明学的信徒。蒋介石1906年留学日本，1910年12月进入日本预备军校(非陆军士官学校)，不到一年，就因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发生而回国。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以及日记中经常回顾这段留学生涯，称他当时经常在电车上或在旅行途中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阳明的《传习录》，非常惊讶，于是就“尽我所有的财力都买下”他在日本所能看到有关阳明学的书籍。这是他一生信从阳明学的开端。他将阳明学归结为“力行哲学”，主张“不行不能知”的“力行”主义，继承了孙中山“知难行易”的思想，同时是对阳明学“知行合一”的一种创造。当然这种主张是出于当时中国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的需要而提出的。所谓“革命”，指的是重建民族国家、共和体制的“革命”;而抗日战争更需要个人的自觉乃至民族的自觉，阳明学正可提供这方面的精神资源。近代中国新心学的代表人物贺麟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不仅清楚地梳理了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再到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的“陆王学”的思想谱系，更是充分肯定蒋介石的哲学源自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他说：“深切着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要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和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贺麟还提到蒋介石在1939年3月15日发表的一篇有关“行的哲学”的演讲：“蒋主席提倡力行哲学可谓有根据，有渊源，而绝不是杜撰的。”今人或许会以为这些说法是“阿谀之词”，其实不然，应当是贺麟当时的真实想法。

　　50年代以后，阳明学在大陆被视作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而在台湾仍受到持续关注，上面提到的出版于1955年的张君劢《比较中日阳明学》就是一例。1958年港台新儒家签署“宣言”的四人——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无不有阳明学的思想背景，宣称儒家“心性”之学乃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此所谓“心性”，大致是指孔孟以来特别是阳明心学的传统，而排斥朱子学，认为朱子学并不能代表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

　　直至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大陆学界，阳明学研究才开始悄然兴起。1991年陈来的《有无之境》，1997年杨国荣的《心学之思》，可以视作阳明学研究的的重要成果。不过，阳明学走向民间社会，受到大众的关注，则是21世纪以后的事了。根据“豆瓣”网站的统计，就有创建于2006年的“王阳明”小组，2008年的“一生伏首拜阳明”小组，粉丝五千多人，百度有“王阳明吧”，有九千多粉丝。另据一个说法，初版于1987年而在大陆出版于2011年的加拿大学者秦家懿的《王阳明》小册子在半年内一下子销售了一万六千册，而我在同一年出版的《传习录精读》也竟然在一年内连刷了四印，发行了近一万八千册，去年钱明教授翻译的《王阳明大传》据说也已销售了近三万册。由于秦家懿的以及我写的那本书都是非常严肃的学术书，为什么会有如此销量，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似乎印证了“阳明学热”这一现象的确已经出现，至于其中的原因何在，则是我无法确切解答的。不过，今天我却要尝试作一个初浅的解答，但至多也只是推测性的解答。

　　根据以上所介绍的在近代日本阳明学变得时兴的一个重要理由，似乎是社会动荡，但中国却并不能以此来充分帮助。至少就近代中国而言，在充满激荡的年代，阳明学依然不能取代“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也未能在学界形成主流，更不用说有什么社会轰动效应;若从民间社会的角度看，则阳明学流传推广的程度甚至还远不如晚明时代。总体而言，近代中国的社会主流思潮很难说是阳明学。尽管不能否认的是，当代新儒家中信奉阳明学者大有人在，尤以梁漱溟、贺麟为代表。可竭力提倡阳明学的蒋介石，学界与其相呼应者寥寥无几，终于难成大气候。据有的学者的统计，自20世纪初至二次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有关王阳明的文献整理以及阳明学的研究论著，加起来大约一共只有十六种，这个统计并不完整，在我看来，至少还应增加三种，不过其中的研究论著可能只有六七种，应当不算多。例如最早的是谢无量的《阳明学派》(1915年)，接下来就是贾丰臻《阳明学》(1930年)、钱穆《王守仁》(1930年。后改为《阳明学述要》)、胡哲敷《陆王哲学辨微》(1930年)、嵇文甫《左派王学》(1934年)、《晚明思想史论》(1944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1941年)等等。这批学术著作，尽管学术水平很高，至今仍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在当时社会有何反响却不能作过高的估计，更谈不上阳明学正在扮演引领时代潮流的角色。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毫无疑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贫富不均、官场腐败、互不信赖、见死不救等各种社会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刚进入大学的年轻学子们以及一些先富起来的商人们都在思考，社会的诚信何在?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变得隔膜、冷淡?在这样一个荒谬的、充塞人欲的现实世界中，如何才能守住一种超拔挺立的自我本心、回归真实的内心生活，并且培养人心独立、精神自由的健全人格?阳明心学的良知理论、知行合一的思想是否可以提供解答这些困惑的精神资源?的确，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存在各种毛病和缺陷，而不是完美的，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任何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例如看到老人跌倒应不应该扶的问题——竟能引起全民大讨论，其本身就是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对纯真本心、独立人格的扭曲，人们需要打破这种虚伪的纠缠，就必须作出个体性的选择，而良心良知就是这种个体性选择得以可能的根据和依靠。为什么呢?因为，心学思想就是号召回归“真己”。这个“真己”概念，是阳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实就是良知的代名词，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自家准则”，没有了这个为人的“准则”，人就不成其为人。根据阳明心学的这个说法，这个“真己”也就是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的象征。

　　正是根据“真己”，从良知本心出发来审视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做到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如阳明所说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由此发展下去，我想黄宗羲提出的“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而应以学校“公议”作为决策根据的言论，肯定是受了阳明心学的影响。根据阳明学的这一命题，不仅必须以“自家准则”的良知之是非为是非，更重要的是，由于良知的普世性，因此良知乃是公共社会的“公是非”、“同好恶”的一种精神象征。例如，王龙溪的弟子周海门甚至提出了“良知即公论”的命题，这是阳明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发展。要之，阳明良知学的精神就在于“公是非”、“同好恶”，良知就是实现知识批判、社会理性、公平正义的天下公器。公是非、同好恶、公议以及公论，当然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是非好恶都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但是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一旦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它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如同天理存在一般，它具有普世性。因此，良知不是单纯的“学术性概念”，同时也是“普世性观念”。例如见孺子入井而必然引发憷惕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精神的体现，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这种良知精神、道德本心必然普遍存在。当一个小孩掉入水井，却由于种种外在的原因，而不敢施以援手，进而引发全民大讨论，这就帮助在这个社会，无论是个人良知还是社会良知都已经岌岌可危。事实上，按照阳明学的理论，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必须诉诸良知直觉的实践问题。我想大家之所以开始关注或喜欢阳明学，最为根本的理由就在于此!换句话说，是当下的现实社会在呼唤阳明学的出场。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学术上讲，越是红越是热，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学术并没有红不红热不热的问题，而当一种所谓的“学术”红火起来，那么我们就要警惕，这还是不是“学术”，抑或已经变成了一种情绪发泄。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在某些时节点，会出现某些学术问题的热点。而是目前有关阳明学的社会性关注，显然存在非学术的因素。需要帮助的是，我不赞成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的说法，也不同意阳明学重受关注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步入“国将不国”之时代的看法。但是我想阳明学的重新出场必有某种时代意义，意味着人们渴望重新发现自己的心灵，为安顿心灵而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在当下，阳明学变得有点“热”，可能有一些偶然的机缘，或与《明朝那些事儿》的热销有点关联，而跟随“阳明学热”的那些“粉丝”对阳明学不一定个个都已具备了理论自觉。当然，三岛由纪夫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以三岛为代表的那种民族主义狂热情绪，却未必在中国没有潜在的可能，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本文节选自中华书局出版《阳明学研究(第二辑)》中《漫谈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的研究》篇(吴震 著)，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