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良渚古城遺址公園中的陸城門遺址。\新華社

　　這幾年，隨着「國風」「國潮」不斷升溫，中華文明在學界和大眾中都受到了更多關注。與此相應的是，考古學日漸成為一門「顯學」。《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陳勝前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以考古學的專業視角溯源中華文明，分析中國文化基因的特性，並以強烈的現實關懷，探討了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問題，給人以專業知識和思想智慧的雙重啟發。\谷中風

　　本書序言中說，「這不是一部嚴格論證中國文化基因起源的著作，而是以之為中心的一系列文章的鬆散集合」。作者思接千載，筆納山河，從人類演化、全球各地古文明的興起，到網絡技術的發展對考古、對文化的深刻影響，以及由新冠疫情引發的瘟疫與人類文明關係的思考，從農業在人類文明和中國歷史上的起源到如何認識夏王朝，論題或大或小，篇幅或長或短，文字或莊或諧，構成一個有邏輯的整體，居樞紐地位的則是「文化基因」理論。

　　從「基因」的角度看文化

　　所謂「文化基因」，指的是長期存在的某種文化特性，它決定一個群體的身份認同。在生物上，所有現代人都屬於一個物種，在自然基因上區別有限，真正決定當代社會群體區分的是文化。而文化是包羅萬象的，那些長期穩定存在的東西，就是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不是從來就有的東西，它是一定演化階段的產物，具有非常強的精神屬性，它可能是分散的、片段的，但互相之間可以有強烈的聯繫，或者說它們構成一個整體並以此塑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

　　書中介紹，這個概念可溯源至英國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他提出的「雙重進化理論」認為，相對於生物遺傳的基本單位「基因」，文化進化的基本單位為「模因」，也就是本書所說的「文化基因」。按照「雙重進化理論」，生物變化的來源是基因突變、重組與遷移，而文化變化的來源在於創新、綜合、遷移與擴散。生物基因的遺傳機制只能是垂直的，雙親把基因遺傳給一個或多個後代。文化基因則通過交流傳遞，可以是垂直的，也可以是水平的，甚至傾斜的。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確實是可以「看一眼就懷孕」的。

　　但是，道金斯及後來的研究者的不足在於沒有注意到文化是一個有不同層次的複雜系統。文化基因可以在不同層次上以不同的形式表達，並發揮其影響。舉個例子來說，中國人用筷子吃飯，食物因此更可能分享，大家由此圍坐在一起形成一個特定的群體。筷子更適合蔬食而非肉食，而蔬食又影響到人的體質、性格等，進而影響人的活動範圍、人與環境的關係。你看，僅僅是「用什麼吃飯」這件小事，就對個體的體質乃至於群體組織方式、生活生產方式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而這些內容的集合，不正是我們常說的「文化」或「文明」嗎？

　　從「體系」的角度看文明

　　如何看待中國文明的起源，是當下的熱門話題，也是本書的核心論題之一。在這個問題上，作者認為當下偏重於尋找文明標誌的思路和模式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對於不同的文明而言，所謂的文明標誌比如文字、金屬冶煉、城市、國家政權等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南美早期文明就沒有文字與金屬冶煉，遊牧社會的政權就沒有穩定的城市。這種還原論式的思維忽視了文明發展的整體性。

　　本書提出運用強調整體性的「體系的視角」來考察中國文明。在這一視角下，中國文明的起源首先是一個體系的形成，而不只是某個地方率先出現某些文明的特徵。比如良渚就是那個時期中國文明的一個代表，從北方的紅山文化、山東的龍山文化到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共同構成了群星璀璨的文明圖景。中國文明體系的格局是一萬年前後奠定的，其中包含着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兩個農業起源中心。這個格局支持中國文明延綿五千年的文化發展，直到近代被以工商業為中心的文明打斷，伴隨着時代腳步開啟了文明體系意義上的偉大轉折。

　　作者結合考古證據提出，對於這些早期文明而言，空間上的距離並不是影響交流的最重要因素，文明體系內部成員之間互動的層次和渠道多於成員與周邊地區之間的關係。比如，從距離上看，遼西地區和東北以及草原地帶更近，按說交往也更方便，但在文明發生上，與遼西關係更密切的是中原而非東北與草原地帶。而文明體系得以構成，在於內部成員立足於新石器時代農業社會這個共同的基礎。

　　眾所周知，中國有漫長的農業時代，我們喜歡說一句話：往上數三代，誰家都是農民。隨着城市化的推進，對於「90後」「00後」來說，上數「三代」可能不夠了，但農業對於中國文明的意義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如作者所言，「要理解當代中國，理解中國文化的特性，就必須了解中國農業時代的開端以及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這是一段輝煌的歷史，中國的農業時代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說是幸運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文明能夠綿延5000餘年而沒有中斷。這其中蘊含着我們優秀的文化傳統，值得繼承與弘揚的文化基因」。為此，本書專設「農業與文明起源」一編，從多個側面對這一論題進行了剖析。

　　從文化的角度看考古

　　如前所述，考古學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屢屢「出圈」，本書從文化的視角看考古和考古學，提出如果把考古學僅視為一門科學──這也是長期以來對考古學的一般看法──「考古學對社會現實的影響就產生了免疫」。作為科學的考古學有可能變成專業術語構成的封閉的話語圈。為此，作者提出考古學不只是一門科學，更是文化，是一項促進文化發展的事業。

　　「考古學研究的是人本身，從人的技術到人的社會再到人的精神世界，這個世界是人自身的創造，所謂外在的世界已經在歷史進程中為文化意義所滲透，人與物是不可能分離的。不理解文化，也不可能理解物，考古學要研究文化，它本身就是文化，本身就是在發展文化。」在這一視角下，作者特別重視人類演化進程中的文化演化，認為應從向外求、向社會求、向內求三個層面探求人類演化的奧秘，並提出在這三個層面相對應的技術經濟、社會組織和精神世界之中，最值得關注的作為人面對問題時「向內求」的產物的精神世界。

　　在文化視角的關照下，考古學的一些具體問題被從不同側面照亮，促使我們進行新的思考。比如，「夏」是當代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中國考古學的兩大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其核心問題都是「夏」，具體包括夏代存在與否、年代與範圍、標誌性遺存等。作者指出，「夏之所以成為問題是與中國進入現代世界體系同時的，一方面我們需要重新審定自己的文化歷史身份；另一方面，我們的身份也在為主導這個體系的西方世界所審定」，關於夏之有無的考辨，折射的是中國文化確立話語自主權的努力。那麼，我們如何找到「夏」，或者說，是否能找到一個如商王朝那樣的夏王朝呢？作者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考理路：既然族群不是靜態的存在，而是一個歷史構建的過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還會經歷分裂、離散、融合、歸化等過程，那麼，或許並沒有一個標準的「夏」在等着我們去發現。而如果夏是一個文化構建的過程，這意味着它可能是一個擴展、交融、再創造的過程，其中可能充滿着雜糅、混合，很難找到一個「血統純正」的夏。因此，解決「夏」問題的路徑，或許正在於考古學自覺拓展自己的邊界。

　　書中還有不少古文明遺跡的介紹與分析，可謂新意滿滿，創見迭出。如果你對考古有興趣，樂於探究文明起源，不妨讀一讀此書，相信會有不少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