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純一法師《佛教中國化的實現路徑——以漢文大藏經爲中心的文本研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宗教社會學話語體系及其本土知識結構研究”〈項目編號：18ZDA230〉;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創計劃重大項目“中華文明信仰與當代中國心態秩序重建”〈項目編號：2019-01-07-00-05-E0001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李向平）
從中華文明的曆史變遷來說，“中國”的概念擁有多層含義，最初是一個居住地域、空間方位的定義，繼而是政治中心即都城的象征，接下來還有文化、民族、國家體系的意義生成。這一曆史文明的變遷說明了“中國”的概念也是伴隨中華文明曆史的演進與拓展而逐步延伸出來的，空間、國家、文化、信仰方式等等，均爲其中基本內涵之一。
當代中國佛教、中國宗教的中國化理念及其理解，就中國概念的逐步拓展和方法的發展曆史而言，實際上也是一個演變和豐富的曆程，尤其在中國文化演進曆程之中具有2000多年曆史的佛教，它的中國化模式同時也是一個豐富而漫長的形成曆程。千百年來，漢文《大藏經》及一部《中華大藏經》的形成曆史，無不充分呈現了佛教在中國、繼而中國化的精彩曆程。漢文《大藏經》作爲佛教在中國、佛教中國化、中國化佛教的主要載體，一方面是能夠“外化其形”，同時亦能“內化其心”，先後在語言翻譯、思想格義、譯本刻寫、文本建構、結構完善等不同層面，充分展現出佛教、中國佛教、佛教中國化的價值觀念和中華佛教文化的獨特魅力。
今讀純一法師大著《佛教中國化的實現路徑——以漢文大藏經爲中心的文本研究》，從《大藏經》的語言翻譯、譯本刻寫到佛教文化嵌入、藏經文本集成、體系編撰及其結構體系的獨特視角和論述方法，深入經藏而重新審視、解讀佛教在中國、佛教中國化的精彩曆程，通過佛教中國化的實現路徑，勾勒、展現、論述、證明了佛教中國化之文本結構在中華文明演進中的具體貢獻，條分縷析地論述了自印度到中土之後2000多年佛教之中國身份的文本配置及其知識體系，誠爲當下討論“佛教中國化”論域中的重大言說，頗值一讀。
一、文本研究法與《大藏經》中國化
文本研究法是指從文本的表層深入到文本的深層，主張凡是與文本有關的內容都納入到對文本意義的梳理與討論之中，如通過對文體、作品風格、時事、地理、風俗等全方位的論述，最後實現對該文本的全面剖析，以深究文本的文化價值。但是，像佛教《大藏經》這樣一項文本的形成卻是隨著中華文明的演進曆程而不斷形成的。
純一法師的新著恰好就是以漢文《大藏經》作爲佛教中國化的文本集中加以論述，視文本爲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實現路徑，緊扣《大藏經》文本之研究。這樣一種研究視角，正是基于佛教文獻學研究的固有論著，同時把佛教文獻視爲佛教中國化的深層結構，視爲佛教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或文化結晶。具體而言，即是包括佛教來到中土之後的各類本土著述、本土編輯及其豐富的中國內涵，如何呈現在《大藏經》文本結構、《大藏經》編撰體系及其分類法的中國化，最後促成《大藏經》結構體例的成熟，呈現爲佛教中國化的文本特征。
正如純一法師指出，“佛教中國化是一個過程”，這就好像漢文《大藏經》文本結構具體形成過程那樣，《大藏經》作爲中國文化思想革命的産物，既是編撰彙編的結果，更是中華文化再生産的曆程之一。因爲文本敘事乃是人類文明活動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它會充分展示一個文明體系中的意義結構如何通過文本敘事而被組織起來，成爲統一的神聖結構。因此，在漢文《大藏經》的文本研究過程中，純一法師條分縷析，經由漢文《大藏經》的翻譯、格義、譯場、民間刻本、官方刻本等方面的梳理，乃至對漢文《大藏經》的各類作者、讀者、視角、評論等方面的述說都爲此産生了新的意義與象征，進而把《大藏經》文本視爲研究佛教中國化中一個非常有效的分析路徑，將爲佛教中國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一個新的理論視角，重新建構一個新的研究天地。
二、從佛經中譯到中國文本類型
一般而言，文本分析法主要包括有文本形成的序列分析、文本類型分析以及文本結構分析。特別是文本的結構分析之中包括了文本結構中的各種話語序列、文字類型、意義象征、曆史關系，同時把文本的結構形成過程及其意義展示給當下，具體說明該文本的結構主體，何以成爲文本研究之中至關重要的地位與影響，此中包括文本結構形成的基礎、特征、核心問題，如何呈現爲某種文化影響。
正是基于這種研究方法的具體考量，純一法師在其新著中的文本分析與論述，實可幫助讀者再度打開漢文《大藏經》佛教經典豐富博大的精神世界，深入《大藏經》內部結構，並且從對《大藏經》文本本身的關注，深入《大藏經》文本所承載的社會曆史內容，促成人們回到文本本身，使經典閱讀更加完整。
在此文本結構之中，純一法師對于《大藏經》文本結構的主體把握得十分准確，這就是中國僧人著述作爲漢文《大藏經》文本結構的主體，同時也就是佛教中國化的主體。中國僧人的著述可謂從佛經的漢譯開始，進而開始了佛教中國化的遠大曆程。
最早的佛經翻譯，始于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東漢——初創翻譯時期，東晉與隋代——官方翻譯時期，唐代——全盛翻譯時期，宋代以後——刻本翻譯時期，自宋以後佛經翻譯逐漸減少，並因雕版印刷技術的應用，迅速提高佛經的印刷和流通速度。佛經中譯前後曆時約10個世紀，共譯佛教典籍2100余種、6000余卷，著名中外譯師不下200人，其中以鸠摩羅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爲“四大譯經家”。
在佛經中譯的過程中，中譯文本的進行與不同寫本、刻本的結集問世，乃是佛教文本中國化重要構建者的角色。從民間譯經到官方“譯場”的出現，從西域僧人主譯到中國僧人監掌譯事，使譯經體制逐漸由小規模的個體活動向有組織、有計劃、分工明確、機構宏大的翻經館的形式發展。直到宋代譯經院的制度更加完備，譯經制度與譯場分工，隨著譯場的出現，譯經制度也日益完善。翻譯一部經需要九個職位密切協作。很明顯，上述這些官辦與民間創辦的譯場，不僅是翻譯佛經的場所，也是佛教教育和學術交流的場所。中譯的佛經、中國人編輯的寫本與編撰刻寫的各種刻本，漸漸建構了佛教中國文本在中國的身份。
上述曆程是大量的佛經譯本、寫本、官譯、官民共建的文本建構曆程。自漢至隋唐，佛教典籍的文獻流傳主要依賴于寫本。自東漢翻譯佛經之始，即有寫經，如譯成之經文大多由筆受者直接書寫下來。而佛經本身也強調，信徒誦讀、持帶、轉贈、抄寫佛經，是一種重要的功德修爲。之後《大藏經》文本結構的逐步形成是基于各種寫本、刻本、官刻與民刻兩大文本，直至近代印刷本等文本形式的出現，以及文本知識結構、體系的演進。
基于這一觀念，純一法師認爲，隨著譯經的增多和佛教的廣泛傳播，中國佛教學者留下了更多自己撰寫的佛教經典著作，包括章疏、論著、語錄、史傳、音義、目錄、雜撰、纂集等。它們都是佛教中國化的産物，也是把握中國佛教與中國文本的關鍵。由翻譯而來的佛經與中土著述所形成的文獻，是佛教在中國得以廣爲流布的最重要傳播方式之一。作爲文獻媒介的文字和載體讓異時、異地的傳播成爲可能，大大提高了佛教傳播的廣度和範圍，而佛教典籍在中國的流布經曆了“佛經漢譯—經錄編撰—《大藏經》刻印”這一文本的傳播制作過程，一方面證明了佛教傳播的中國速度和中國範圍，一方面展開了佛教在中國、佛經中國化的漫長曆程。
通過佛教經典的大量翻譯，漢文藏經各種譯本與寫本、刻本的演進，不僅給漢語言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比如世界、平等、慈悲、未來、地獄、秘密、以及三世觀念、因果輪回、三界六道等詞彙，都是譯經者通過意譯創造出來的文化成果，同時通過哲學、文學、藝術、音樂等領域的影響，大大拓展了中國價值結構、文化想象世界，首先就奠定和豐富了漢文《大藏經》文本的意義與象征，從而呈現了《大藏經》漢譯及其寫本、刻本形成中所呈現的中國文本類型。
因此，“佛經翻譯與解釋的中國化”、《大藏經》文本的刻寫方式及其文本類型之中國化，此乃“佛經中國化的基石或根基”。漢文《大藏經》的官刻本、私刻本、民間刻本，官方資助、從民間譯經到“譯場”的出現，實際上就是藏經文本中國化的不同體現形式而已。
三、漢文《大藏經》的文本類型
在漢文《大藏經》的中譯曆程中，因爲各種譯本和譯本結集、刻本的不同類型，形成了漢文《大藏經》中國化過程中的不同文本類型。與此同時，是中國僧人的各類著述，純一法師稱之以“中華著述”，它們共同組成了漢文《大藏經》的翻譯類型學與漢文《大藏經》的文本類型學。
《佛教中國化的實現路徑》一書認爲，中國人創造的“大藏經”一詞，“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的內容，又融貫了中國人的思想與情感，本身就是中印文化相結合的産物”。就漢文《大藏經》的內容而言，可分作“翻譯佛典”與“中華撰述”兩大部分。其中，“翻譯佛典”不僅包括經、律、論三藏，還包括西土先賢有關經、律、論的注釋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既包括從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譯的經典，還包括從中亞一帶各種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的經典，內容涉及大小乘、顯密教等許多部分。而中華撰述部分均爲中國人的著作，其最爲著名者爲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壇經》，唯一稱爲“經”並流傳後世成爲中國佛教重要的經典著作。這些著作種類繁多、題材廣泛、資料宏富，構成了漢文《大藏經》極爲重要的組成部分。
其次，是漢文《大藏經》的抄本類型。依據純一法師的梳理，印刷術尚未發達時，寫經實具有弘傳流通之意義與功德之意味。由此，大規模、長期性的佛經抄寫行爲得以開展。在此類文本類型之中，除僧侶與官府有組織的抄經活動外，大量的信衆也加入到抄經行列之中，有的爲發願，有的爲布施、祈福，有的爲超度亡靈，或爲做功德。之所以能夠出現如此豐富的手抄文本，這是因爲崇德報功的中國信仰傳統與“書寫法事”、抄寫經文緊密結合，成爲“五種法事中功德最殊勝者”。
可以說，供養經卷是漢傳佛教在譯經過程中逐漸把佛教信仰中國化的一大途徑，作爲一種法事供養，它帶有中國儒家重視文化書籍的內在影響，並與佛教結合而將抄寫佛經、繪制佛像作爲修行的一種功德，以捐獻數量多少爲虔誠程度的標志，這就促使抄寫經文作爲民衆表達對佛教信仰的一種普遍行爲，從而使漢文《大藏經》進入中土之際就與漢民族的傳統信仰結合起來，構成漢文《大藏經》最能中國化的神聖底色。
再次，是刻本《大藏經》的發展與演變。佛教與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佛教的一些佛像和經咒都是早期的雕版印刷物。純一法師在書中說道，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在我國敦煌莫高窟發現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然而到北宋中葉之後，雕版印刷術已風靡全國，南北兩宋刻書之多，雕镂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寬，都是空前未有的。因此，在唐及五代佛經的印刷還只限于單卷佛經及佛像，到宋代則出現佛經總集的刻印，刻本《大藏經》時代已經到來。據統計，宋代至少進行過6次佛經總集的刻印，這就是《開寶藏》《毗盧藏》《資福藏》《圓覺藏》《崇甯藏》和《碛砂藏》等。其中，《開寶藏》爲朝廷所刻，作爲中國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經》，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木刻大型叢書，它開創了刻本《大藏經》的先河，是中國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劃時代的事件。
在此基礎上，手寫佛經逐漸減少，官私刻印藏經的風氣漸開，契丹、高麗、福建、浙江等雕印《大藏經》也都深受《開寶藏》影響。從此，中國佛教典籍的傳播有了可以規模化刻印的定本，對漢文《大藏經》刻本類文本的形成與傳播居功至偉。
當然，在刻本型文本的《大藏經》之中還有不少民間私刻的文本類型，比如北宋時期我國第一部民間私刻的《大藏經》——《崇甯藏》。它由福州東禅寺等覺禅院慧榮、沖真等發起勸募雕造，初名《大藏經》。它是中國出版史上第一次由寺院發起募捐的方式集資刻印的《大藏經》，開創了我國私刻版《大藏經》的先河，其版式對後世《大藏經》刻板影響甚大，其後的《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碛砂藏》《普甯藏》《洪武南藏》《永樂南藏》等7種版本《大藏經》，都按此版式刻印。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間私刻的《趙城金藏》，多達7000卷，施資者主要是山西晉南各縣的村民，全靠一個地區的百姓出資。由此可見，官刻與私刻的漢文《大藏經》文本同爲佛教文本中國類型建設路徑之一。即便是到了晚清民初，著名的佛教居士楊文會也是以民間私刻文本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國佛教的複興。
在這里，讀者不難體會純一新著之獨特與別致，佛教中國化所包含的豐富內容，既有官方主導以文化建設爲特征的文本意義，亦有民間作爲崇德報功象征儀式的中國化寄托，更有些漢文《大藏經》文本類型是民間信徒募資刊刻、官方高度認可，官民共同合力完成，其豐富的中國意義象征皆能包含在漢文《大藏經》的文本建構之中。如我國古代刊刻的最後一部官版《清敕修大藏經》，亦稱《龍藏》，也是充分借鑒了明代官刻《永樂北藏》和民間私刻《嘉興藏》的文本類型。再有就是1982年啓動的《中華大藏經》編輯整理，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以國家之力支持學術界整理編輯的一部漢文《大藏經》，其正編就是以民間刻本《趙城金藏》爲底本進行影印，其缺失部分則由《高麗藏》補足。純一法師的精當論述，說明佛教中國化曆程的多樣化及不同路徑的中國化，方才得以建構了中國佛教的博大精深。
四、漢文《大藏經》的文本意義
漢文佛教經典在中國的流傳，經過曆代的翻譯以至彙集、編次才逐步形成完整系統的《大藏經》。在此過程中，佛典目錄對《大藏經》的收經標准、分類體系以及框架結構的形成和定型起到了重大作用。它是佛教中國化文本類型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純一法師在《佛教中國化的實現路徑》論述道，智昇所著《開元錄》集前代之大成，乃是漢文佛教文本結構走入體系化階段的象征。唐開元年間（713-741），佛經中譯事業告一段落，長安西崇福寺僧人智昇通過辨僞存真，去粗取精，撰寫出反映盛唐中國佛教發展水平的目錄學著作《開元釋教錄》，進一步完善了此前的佛經文本的分類方法，隨之確立了漢文《大藏經》的文本結構，即《開元錄》所立“有譯有本錄”之下的編目體系一直成爲後來中國所刻藏經分類編目的主流，千年流傳不替，成爲我國曆代《大藏經》結構體例之圭臬。
這種文本分類方法，促使中國佛經進入了一個獨立發展時期。至《開元釋教錄》，則爲卷帙浩繁的佛典排定了在《大藏經》中的次序，使得後世漢文《大藏經》有了一個普遍遵從的標准，爲以後的《大藏經》雕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此，我國漢文《大藏經》在全國範圍內得到基本統一，最後確立漢文《大藏經》文本結構的基本格局。
爲此，我們不得不非常認同純一法師的這一重要論述：層層疊疊構成的漢文《大藏經》，既是一部“經典傳譯史”，也是一部“思想诠釋史”。它們源于中國化佛教信仰的流傳方式與功德積累方式，同時也基于漢文《大藏經》這種獨特的文本類型建構了一種新型的文化形態。
對于佛教在中國、佛教中國化的曆史變遷而言，中國化這個概念，原來是如何完成、實現從印度到中國的一個地理空間概念，曆史事實卻因漢文《大藏經》的建構與完成，使“佛教”已經建構爲中華文明中的一個文化概念。
傳統的佛教中國化及其文本類型主要在于“翻譯佛典”與“中華撰述”兩大層面，那麽，當代及其日後的佛教中國化使命，可能還有如何建構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這就是該書作者第六章的主題：《大藏經》與中國文化的相互影響與塑造。面對這一曆史使命，中國佛教應該何爲，有何承當？對此，純一法師此話一語中的，那就是“踐行菩薩道，複興中國文化”。
純一法師從2006年就開始參與整理點校漢文《大藏經》的工作，帶領團隊完成了《中華漢文大藏經》的經目考證以及目錄編撰工作。從學術的視角出發，在采納被稱爲“現代以來佛典分類最新成就”的《大正藏》基礎上，這將使《中華漢文大藏經》目錄的分類成爲迄今爲止最完善的。
依照純一法師的宏大悲願，漢文《大藏經》現代化的曆史使命應該是采用古籍整理學的學術方法對傳統的漢文《大藏經》進行現代化的整理，即用校勘、標點、注釋、輯佚等方法進行整理，以適應今人的閱讀習慣，使《中華漢文大藏經》成爲中國乃至世界目前收經最完備、版本最權威、使用最便利的現代讀本，是漢文《大藏經》的現代化使命之一。
佛教文化早已融合到中華文化沃土之中，而已爲沃土的中國佛教文化，如何養成中國文化之要義，如何構建一個當代的漢文《大藏經》文本，使之成爲宏富的中國化佛教神聖結構，實際上也是“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礎。
江西的佛教文化底蘊非常深厚，延綿數千里的崇山峻嶺孕育了六祖門下一花五葉中的四葉六宗，中華禅宗的重鎮，祖庭衆多，高僧輩出，尤是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寫下了中國佛教本土發展輝煌的曆史篇章。純一法師現爲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西省佛教協會會長、南昌佑民寺方丈，身兼數種要職，現身弘法于國內外，善工丹青與書法，近來又大著問世，發明于佛教中國化重大問題，誠有“理事圓融”“一切現成”的古道禅風，唯有習靜苦參，深入品味中國話頭，才能感受純一法師撰著漢文《大藏經》文本研究之慈悲情懷。
該文發表于《法音》2021年第1期，第17-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