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下午4點多，突然在“佛教教義思想研究群”裡看到一張《訃告》，打開一看，竟是德高望重的黃心川先生去世的噩耗，震驚哀傷之情轟然而生。除了立即給夏年兄留言問候外，當日即以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名義發出唁電，表示沉痛哀悼。傷感之際，浮想聯翩，遂到處翻找黃先生賜我的兩篇序言，將90年代的那篇序言重新錄文，無常傷感之痛在重讀序文中彌漫，整個心思全都為黃先生的音容笑貌所“侵佔”，37年來與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不由自主地浮現在眼前。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記下這些往事，既是對先生的紀念，也是重溫自己的成長歷程，並再次感受先生扶掖之恩的綿長與厚重。

1984年9月，我開始在西北大學歷史系跟隨高楊先生攻讀印度古代史專業碩士學位。入學後便聽說早在我剛開始念本科的1980年，西北大學和剛成立的中國宗教學會、中國南亞學會及陝西省社科院在西安聯合召開了改革開放後全國第一次佛教學術會議，高楊老師負責具體會務的組織與協調，並由其公子荊三隆兄出面赴北京與任繼愈先生、黃心川先生對接，得到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黃先生從那時起就和西安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學術聯繫。可惜那時的我，剛剛從農村走進西北大學的一個本科生，自然無緣見識這次在中國宗教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盛會。

1984年10月的一天，因為師兄魏道儒碩士畢業論文答辯會，黃先生與童瑋先生應邀再次光臨古城，來到西北大學。當天下午，我陪歷史系主任彭樹智老師和總支書記尤欽次（音）老師一起到賓館看望兩位先生。記得他們第一天住在校園外斜對面的一個院子，賓館條件很一般。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京城來的大專家，印象中黃先生高大威武，孤陋寡聞的我在他面前誠惶誠恐，謹小慎微。黃先生給我的感覺是蠻威嚴的，儘管今天想起來，他那時其實也沒有什麼架子。彭老師和歷史系總支書記在狹窄的房間坐了一會，向黃先生和童先生表示歡迎和感謝，還說了什麼我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彭老師在去的路上說，黃先生地位很高，影響很大，我們一定要接待好。

在下來的活動中，印象最深的是答辯那天，我陪黃先生走上歷史系所在樓的四層，至今還記得黃先生當天穿著寬鬆深藍的褲子，乾淨筆直，上身的西服也顯得非常帥氣大方和莊嚴。教室內已經有很多人在等著。答辯過程中，魏師兄極其認真，什麼原始佛教的這個那個，尤其有印象的是辯證法思想，師兄很有激情，我卻聽的雲裡霧裡。那時我剛剛開始研究生的學習，對佛教哲學還一竅不通。記得提問之後，魏師兄急急忙忙跑到一個教室去準備問題的回答，一副緊張而嚴肅的樣子。眾人們留在會場這邊，黃先生說：魏道儒同學的論文體量大，結構完整，寫得非常好。具體還誇了些什麼，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非常肯定的。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旁聽研究生學位論文答辯，也是第一次零距離見識的真正的學術活動。

在接待期間，我在黃先生後來下榻的西大賓館第一次見到了王亞榮師兄，他高挑的個頭，圍著一個圍巾，彬彬有禮，鎮靜自若，一幅書生模樣。也聽黃先生與高老師討論有關《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和哲學卷詞條撰寫的相關事情，原來高老師受黃先生委託，組織西安地區的幾位元學者，負責撰寫了好多詞條，其中幾個比較重要的詞條都由高楊老師親自撰寫，還說到長安佛教研究的一些情況。這些資訊，對當時的我來說，都像是一個陌生的外部世界緩緩地向我打開一樣。回想37年前的情景，我的學術因緣就這麼開始了。

1986年9月，我與同學辛放一起去北京查閱資料。辛放是浙大工科的本科生，父親是西安某醫科大學的校長，可是他硬是“離經叛道”，改換門庭，既不學醫，也不學工，跑到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道教文化。一路上，我們談天說地，號稱“佛道不分”，十分熱和。我們說到歷史學院的老師，辛放對高先生的傳奇經歷似乎也頗知一二。我說起高先生將來北京，並帶我去黃先生家中，辛放便也希望能一起見識京城裡從事宗教研究的大師。那時，我們在綠皮火車上搖搖晃晃，我因為第一次進京，感覺首都太高大威嚴了，心裡總是有點慌怯不安，記得辛放用陝西話不屑一顧地笑道：“北京，那就是咱家的城麼！”他多次這樣調侃，一副“不可一世”的霸氣，似乎北京就是故鄉的小鎮一樣，讓我的心稍得一絲安寧。於是，在一個清晨，火車緩緩地進了京城。過了幾天，高老師來到北京，他準備去土耳其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在出發之前，帶著我與辛放一起去黃心川家中拜訪。

那時黃先生住在北京崇文門附近的一座高樓裡，好像是八樓。剛一到樓下，一眼望去，感覺那個樓好高大啊！附近高樓林立，極其氣派，伴著街道上的車水馬龍，京城氣象的壯麗威嚴與那無法抗拒的欣喜感和擠壓感一齊向我襲來。黃先生家是複式的，我們上了二樓，黃先生在南側的一個房間，夏年兄在北側的一個房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夏老師和夏年兄。辛放和夏年聊起來，我則陪著高老師在黃先生房間。黃先生坐在一個有扶手的可以轉動的木椅子裡，他們海闊天空地聊著，也沒有我可以插話的份兒。倒是辛放在另一個房間和夏年的交流，聲傳屋外，輕鬆自在，似乎蠻有收穫。那時辛放對道教煉丹很感興趣，記得黃先生說，他曾經建議和鼓動卿希泰先生研究道教，終於取得重大成就。還說，任繼愈先生也是研究道教的。這些資訊都是我過去不曾知道的。宗教學，這個陌生的領域正在越來越多地走進我的世界。

那次我在北京住的時間超過一個多月，期間還和在人大讀研的本科同學張成福在國慶之日暢遊天安門廣場，那花的世界和人們喜悅的笑容記載著那個時代空前未有的開放姿態，一個民族在被長期封閉高壓之後的舒暢盡情揮灑在不斷改革的無盡希望之中。不久，高老師從土耳其回來了，我又陪他去了他的母校北師大。適逢北師大校慶，高老師見到了很多當年的老朋友，他們都稱高老師為“小夥子”，而且都非常喜歡他。記得是劉家和先生送我們到校門口的車站牌下，直等到公車來，才揮手告別。我們直接去了黃先生家。高老師路上說，黃先生出身富裕家庭，卻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少年時投身革命，把家裡的很多黃金拿去給黨組織花了，他們二人的早年有著相同的經歷。建國後則稍有不同，當黃先生上了抗美援朝戰場成為陳賡的機要秘書時，高老師作為教育部三大組的一個組長（或副組長），奉教育部安排，協助著名學者侯外廬空降西安，主持西北大學事務。那時西北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14所全國重點大學之一，國家非常重視。沒想到高老師這一來，就再也沒有離開。高老師和黃先生都是富家子弟，都有意氣風發的革命歲月，都曾經出生入死，後來都從革命者轉變為學者，而且都選擇了印度文化為研究領域，都對梵文、巴厘文、英文、日文等語言非常嫺熟。高老師說，黃先生的研究他很佩服，他是有國際視野的印度哲學史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印度宗教史學的主要創立者。其中還說，若是由黃先生來做《大唐西域記》的研究，會發現很多重要的問題。

這次在黃先生家裡，我請教了很多問題，當然主要是圍繞我當時已經確定的論文主題《金剛經》。那次去北京查閱資料，我也是集中關注與《金剛經》相關的文獻，黃先生給我專門翻出愛德華.孔茲(Edward Conze)的《Prajinaparamita Literatures》一書，還問我都收集到什麼資料，記得我曾經提到太虛、圓瑛、印光等近代高僧有關《金剛經》的一些作品，黃先生讓我特別關注印光法師的《金剛經研究》，他說印光法師的著作要好好看。黃先生特別強調，《金剛經》在印度就已經非常流行，尤其是瑜伽行派，可見《金剛經》並不簡單的只是一部般若類經典，其承載的文化元素和歷史內涵是複雜的，值得從印度佛教及印度文化史進程的角度進行探討。記得黃先生與高老師還談到《金剛經》《心經》在般若經發展史上的時間先後問題，黃先生建議我關注金克木研究生胡海燕的相關研究，而胡的碩士論文的核心部分已經分兩期連載于《南亞研究》了。

這兩次家中拜訪，讓我對黃先生有了更多的瞭解，特別是革命者的經歷，讓我特別感歎，這應該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認識一位元高級別的革命者。黃先生在崇文門附近的這個屋子後來我還去過，記得有次找了好久，沒有找到，中間是一大通道，在樓道打問，北京人都很小心謹慎。相比之下，黃先生作為京城的大師，其性情的親和與學識的淵博，都給了我另一番感受，與我的第一次京城記憶融在一體。投身學術的最初衝動與喜悅都在這次京城之行中獲得完美的激蕩，至今想起，都是美好的生命體驗，是值得永遠收藏于心的青春記憶。只是因為時間的久遠，年輕時代的身心波動已不免有了一絲夢幻的感覺。

1986年1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亞研究所和陝西省長安佛教研究組聯合主辦的隋唐佛教學術研討論在西安止園飯店召開，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參加的學術會議。本次會議再次見到黃心川先生，還見到任繼愈、杜繼文、方立天、牟鐘鑒、楊曾文、郭朋、李斌誠等學者，當然，還有比較年輕的一代，如潘桂明、王雷泉、謝重光、業露華以及黃夏年及其多位同學。那次盛會至今記憶猶新，黃先生的論文是有關新羅來華僧人考證方面的，後來此文獲得了第四屆國際佛教學術獎。他在會上還作了專題報告，介紹國外的佛教研究情況。會議期間，我除了陪多位學者外出參觀外（如陪郭朋去了他當年出家當僧人的興教寺，查看當年他住過的窯洞），還抽時間向杜繼文等人請教。記得杜先生給我說，《金剛經》對禪宗沒有太大的影響，影響中國禪宗的主要是《大乘起信論》，他建議我研究《金剛經》在華傳播史，說研究印度部分是比較困難的。可是我的專業是印度古代史，方向是印度佛教史，《金剛經》在華傳播問題也只能有所涉及而已。記得杜先生還說，印度佛教哲學的研究面臨的困難比較多，目前國內研究印度佛教者肯定是首推黃心川先生。本次會議的閉幕式由黃先生主持，學術總結由杜先生來做，他們雖然領域不同，方法有別，但彼此呼應，會議取得巨大成功。黃先生作為宗教所、南亞所的主要開創性人物之一以及長安佛教研究的核心指導者，在本次會議的發起和組織協調方面貢獻最大。

作為本次會議合辦單位之一的長安佛教研究組特別引人關注，而這與黃先生是有直接關係的。自從邁入八十年代以後，黃先生已經和長安佛教研究建立起深度的關係，長安佛教研究的具體規劃，包括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研究進度、成果出版等，黃先生都直接參與，具體指導。正是在黃先生的指導下，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以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為支撐，有陝西省委統戰部、陝西省宗教局、西北大學共同參與的長安佛教研究組建立了起來，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86年隋唐佛教學術研討會召開時，長安佛教研究叢書已經出版了《大興善寺》《香積寺》《青龍寺》，另有幾部書稿也基本成型，應該說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也正是在這次會議期間，在黃先生的關懷下，我和荊三隆都正式加入這個團隊。

會議期間，黃先生請來任繼愈先生，我和西安的幾位研究者有幸在人民大夏和任先生、黃先生共進晚餐，向他們彙報和請教長安佛教研究的相關問題，任先生對黃先生指導長安佛教研究的成效給予肯定，鼓勵繼續推動這種地方性佛教的研究。我今天翻看了每本書的後記，無一例外地都清清楚楚地記載到，黃先生親自審閱全稿，細緻修改，發現諸多問題，提出具體意見，從大綱設定，到最終定稿，黃先生都有深度投入。這種投入是不計回報的，純粹是一種無私的奉獻，這既是緣分更是使命，說到底是體現了黃先生熱愛學術事業、樂於扶掖後進的一種崇高境界。我也多次當面聽這些作者說過，對黃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他們感激不盡。
王雷泉在《大雁塔下的沉思——全國隋唐佛教學術討論會散記》一文中說：“長安佛教研究組的工作之所以得到會議的高度評價，是因為發揮了地方優勢，其成果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長安佛教研究組的工作不僅具有搶救佛教文史資料的意義，它所體現出來的踏實、嚴謹的治學態度,也可以匡正以往研究佛教的空疏之弊。”他還認為，“本叢書的編寫也是一個加速培養新生力量的有效途徑。成立各類課題組，廣泛延攬各界研究人員,不失為一個在現有條件下快出成果、快出人才的有效方法。”今天看來，長安佛教研究，無論選題的價值，還是成果的規模，以及發展的方向，在那個時代，算是獨步一方、享譽全國了。可以說，長安佛教研究團隊，作為早期中國地方佛教研究的一股突起力量，是在黃先生的直接指導與推動下登上中國學術舞臺的，此後比較有影響的學者如王亞榮、陳景富等人，均受恩於此，獲益終生。

1987年8月，剛剛報到在陝西省宗教局工作的我，代替高老師到北京參加中國南亞學會第三屆年會。會前我曾經擔心以我這小字輩是否會被會議接受，高老師說，黃先生在，你就放心去吧。會議地點在北京西山賓館，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住賓館，兩個人一間，感覺非常新鮮。半年多前來北京查閱資料時，除了極個別時候與辛放混在他哥哥在北師大研究生宿舍外，其他時候全住的是地下室，我和另一位前期抵京的同學晏新志已經對北京地下旅館及周邊街道特別熟悉，出入自如，京城四處遊走，暢行自在，至今想起，那種場面不僅特別，也算壯觀，沒有受苦受累的感覺，只有青年時期進京的興奮與永不疲倦的朝氣。沒想到幾個月之後，卻搖身一變，成了赴京參會的代表。住進這樣的賓館，心裡美滋滋的同時也不免生起極多感慨，並在慌慌之中體驗著一個貌似學者的新鮮與不安。我提交會議的論文是《關於金剛經產生時代問題的再探討》，工工整整的手抄本，交給會議後沒了底稿，會議又沒出論文集，曾經讓我遺憾了好久，重新複憶起來的稿子，總覺得遺漏了當初的一些內容。不管怎麼說，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向學術會議提交論文，我是以一種嚴肅的姿態與會的。會上再次見到黃先生，向他彙報了畢業論文的完成情況，黃先生鼓勵我對《金剛經》的相關問題繼續進行拓展而深入的研究。會後與妻子一起去黃先生家看望。黃先生讓我捎帶一封信給高老師，其中提到這次會議的相關情況。那時，高老師已經身患絕症，黃先生再三囑咐保重。本次會議，讓我對中國的南亞研究有了一些瞭解，很多大碗人物都是這次會議上才得以知曉，這也算是我開始真正步入南亞研究的領域。當然，後來在這方面用功不足，便逐漸向中國佛教方向轉移了。

1988年9月，應黃先生邀請，前往先生故鄉常熟出席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學術討論會。該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學研究所與中佛協直屬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復旦大學哲學系、常熟市佛教協會共同舉辦，但其實主要是黃先生發起並主導的。地方政府很重視本次會議，會議期間才知道這就是沙家浜的所在地，所以感到特別新奇。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興福寺吃的素齋，極其豐盛，這是一生中第一次享用正規宴席的素食。記得王亞榮師兄一再讚歎，說這才是真正的素宴。本次會上，我第一次提交了列印本的參會論文，《試論<金剛經>的地位、流傳與影響》，儘管是老式打字機輸入，油墨印製，但看著自己寫出的字詞變成宋體的模樣，還是非常開心（當初的碩士論文都是手抄本）。

還記得論文中有依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對《金剛經》思想可能存在的負面影響的“批判”，佛協那邊後來不同意將我的這篇論文收入正式出版的論文集。有一次在和黃先生通電話中談起這件事，我為自己論文中出現的問題感到非常遺憾，非常自責，慚愧惶恐之際，黃先生卻輕描淡寫地說，你的論文本來沒有什麼，若認為有問題的話，把那小段刪了不就好了，年輕人應該多鼓勵多提攜才好。如果佛協那邊還不同意，我們就在《南亞研究》發表吧。後來，這篇論文的確沒有收入論文集，還真的是蒙黃先生關心提攜，發到了《南亞研究》1989年第2期，我記得具體是由方廣錩先生辦理的。這是我一生中最早發表的學術論文，標誌著我正式登上學術研究的神聖舞臺。

這件事讓我後來一直感慨萬千，一個農村出來的笨拙青年，冒冒失失地寫出稚嫩的文章，我何德何能竟然蒙黃老先生如此寬容、愛護和提攜。還有文中的批判，後來也讓我不禁感慨。其實，所謂的批判也沒有多麼尖銳，更不影響文章的結構和旨趣，倒很像貼標籤式的扔上幾句顯示立場正確的話語，今天想起來，真的不免有點曲解與霸道。讓我感慨的是，後來隨著大陸學界研究方法的轉變，以及我對佛教情感的不斷加深，學術研究也不斷向深度和溫度同在的方向邁進。而這無疑首先來自黃先生的影響。黃先生可能是大陸學術界最早將學界與政界和教界溝通在一起從事佛教文化研究的人，為了實現這種不同領域的和諧呼應，黃先生在保持學術獨立性和嚴謹性的同時，對佛教文化和佛教信眾表現出高度的尊重，他大力宣導佛教是文化的觀念，在那個特殊的轉型時期，對改變世人對佛教乃至整個宗教的負面看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後，中國佛教領域出現的政、教、學三界合作的良好局面，應該說開啟于黃先生的最初努力，而這種努力今天看來是相當有遠見卓識的。

2016年4月15日，李利安教授陪同黃心川先生參觀西安興教寺時聽先生講玄奘也正是受到黃先生的愛護、鼓勵和提攜，我對《金剛經》依然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並接受本次教訓，繼續思考《金剛經》相關的一些問題。恰好在這個時候，黃先生聯繫上海佛學書局，準備出版高楊老師的遺作《金剛經新注》，書稿在我手上轉送，並由我提供了高老師此書的相關學術資訊，供黃先生為此書寫序時參考。期間的通訊往來和電話溝通，免不了涉及《金剛經》研究的一些問題，進一步激發了我對《金剛經》研究的興趣。善緣相會，之後不久，在三秦出版社工作的好友趙建黎前來約稿，讓我寫一部注釋、講解、白話翻譯《金剛經》的書。那時，市面上還沒有一部完整的《金剛經》注釋與白話作品，黃先生鼓勵我說，歷史上儘管有很多《金剛經》的注釋之作，但多有偏頗，希望我站在現代文化的高度重新闡釋。書稿成型之後，我向黃先生做了彙報，也請王亞榮師兄提出審讀意見。黃先生應我的請求，慷慨賜序，序言中對《金剛經》的地位與影響進行了說明，對白話闡釋工作的意義做了肯定。該書稿因為屬宗教經典，在出版社猶豫了一兩年之後，終於在1992年出版發行，初版後連續重印，改版後又多次重印，反響不小。

那時，黃先生家的電話都是在我心裡裝著的，印象中通話次數不少。一次陝西省社科院的暢耀先生問我黃先生家的電話，我隨口就報了出來。我說需要再查一下不，他說能一口報出，就肯定沒有問題，可見當時和黃先生的聯繫已經非常密切了。1989年黃先生的《印度哲學史》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成為我以後最常翻閱的印度哲學史專著。次年，我便寫了一篇上萬字的書評，專門就該著在宗教研究方面的視野、方法、材料、觀點等進行評論，也算是我的學習心得。文章發給夏年兄徵求他的意見時，他一方面肯定了我的評論，但另一方面不建議立即發表，也可能是黃先生的自謙謹慎，不願讚揚性書評的宣傳，於是該文也就一直擱下，可惜底稿後來也丟失了，但對黃先生大作在宗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此後在我的課堂上則不止一次地提及。得此書之益，激發了我對很多問題的興趣，記得我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曾請教過黃先生，包括《金剛經》的梵本問題、菩薩信仰的起源問題、真諦與世親的問題，甚至還曾就佛教十三經的選擇問題請教過黃先生。今天想起來，也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或者更恰當地說是不懂世務，實在慚愧，過多地打擾了百忙之中的先生。

1994年4月，由黃先生發起和主導的第一屆國際玄奘論壇在河南偃師與西安兩地舉行。主辦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陝西長安佛教研究中心。二十多位外國代表出席，尼泊爾駐華大使參加了會議。會議的前一個月，我從陝西省宗教局調到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工作，剛好參與本次會議西安段的籌辦工作，通過王亞榮師兄，和黃先生那邊保持一定互動。記得當時因為外賓多，級別高，陝西方面非常重視，經常為一些棘手問題請示黃先生，黃先生都耐心解答，努力協調，期間事務之繁雜是我這個僅僅在旁邊打下手的人所不知道的。記得會議經費方面臨時出了問題，搞的一些代表很不樂意，黃先生夾在中間，非常為難，不知後來是怎麼解決的，但可以想像，黃先生肯定受了很多麻煩，甚至委屈。本次會議聲勢浩大，場面莊嚴。記得黃先生的學生江亦麗女士也出現在會上，她的英語翻譯流暢輕鬆，衣著相貌與一舉一動均散發著一股高貴的氣息，和幾年前我們一起與崔正森、魏道儒諸友同游蘇州時的學生模樣已判若兩人。原來她是應黃先生召喚專程參與和服務於本次國際會議，為外賓接待和大會翻譯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在本次會議上提交了論文《<金剛經>玄奘譯本淺析》。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我在西安東門內的一家打字部列印了此文，這是我一生中第一篇通過電腦打字印製而成的學術論文，後蒙黃先生厚愛，收入他主編的《玄奘研究文集》，於1995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這是我一生中第一篇有關玄奘研究的學術論文，20年後的2015年，西北大學成立了玄奘研究院，我忝列院長之職，溯源起來，與黃先生在八九十年代推動起來的玄奘研究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

本次研討會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因為我向西北大學彭樹智教授通報了黃先生到西安的消息，會議期間，奉彭樹智先生委託，和黃先生對接，邀請黃先生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林承節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陳峰君教授參加彭先生博士生尚勸余的學位論文答辯會。記得中東所副所長王鐵錚和我一起從省軍區招待所接三位專家來到西北大學，路上言談中發現，林承節、陳峰君先生對黃先生都特別恭敬。黃先生擔任答辯會主席，對尚勸餘的論文多有好評，也提出一些問題，我才發現黃先生對印度近現代政治也非常熟悉。後來又知道，彭樹智先生曾指派尚勸余於1992年專程到黃先生家登門拜訪，之間的學術聯繫此前早已存在。本次答辯會，讓我感歎，一位學者的知識面和學術視野可以如此的寬廣，從遙遠的古代到近現代和當代，從印度到中國，從佛教到印度教和其他宗教，從哲學與思想到政治與經濟，從國內學界的把握到國際學界的熟知，黃先生都能輕鬆駕馭，嫺熟融攝，體現了真正的大家風範。

1994年的第一屆玄奘國際學術會議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次以玄奘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不但開創了玄奘研究的一個全新時代，而且在佛教學術研究領域，為改革開放的中國開啟了與國際學界接軌的新氣象。此後，由黃先生發起和主導的玄奘國際學術會議還有多次，形成延續20多年的系列性國際學術會議品牌，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1998年3月在陝西銅川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玄奘學術研討會"，有137人出席，我提交的論文是《<金剛經>玄奘譯本對羅什譯本的補正作用》，再次蒙黃先生厚愛，收入先生主編的《玄奘研究論集》，1999年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3年11月，由黃先生召集的“玄奘大師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在西安戶縣舉行，將西安的玄奘研究引向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實現了玄奘研究的古今貫通。印象特別深刻的是2006年9月，黃先生發起並主導的第三屆玄奘國際學會研討會在成都召開，來自印度、日本、越南、尼泊爾、孟加拉、比利時、美國、韓國、斯里蘭卡等 9 個國家以及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宗教界知名人士、專家學者共 119 人出席會議。我提交會議的論文是《玄奘對古代印度觀音靈驗信仰的考察》。黃先生指派我做大會最後環節綜合討論的主持人，這是對我的考驗，當然更是對我的信任和提攜。我與專程從美國趕回的黃先生的博士龍達瑞相互配合，他負責英漢翻譯，我主持把控全場，很多外賓積極提問和發言，氣氛十分熱烈，最終我們圓滿完成了先生交代的重任。

說起黃先生在學術會議方面對我的提攜，記得1996年9月在西安參加“中日長安佛教與日本學術研討會”，在大會自由交流環節，作為中方主席的黃先生指派我回答日本學者不斷提出的有關中國佛教現狀的問題。因為我1994年之前在陝西省宗教局工作過八年，對現狀比較熟悉，所以，日本學者一個接一個的這類問題基本上全由我一個人來回答。那次會上我第一次見到日本著名學者平川彰先生，並聆聽了他關於天臺宗戒體論的高見。日本代表橫山紘一教授等人在閉幕晚宴上幾次主動給我敬酒，表示感謝，並主動與我繼續進行交流，期間多有鼓勵與啟發。日本學者對現狀的興趣以及黃先生的鼓勵提攜，讓我認識到中國佛教現狀問題研究的重要意義，此後我能夠持續保持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與黃先生的鼓勵有直接的關係。

大概從1992年開始，我對觀音信仰研究產生了興趣。期間多次徵求黃先生的意見和建議，得到黃先生的肯定和鼓勵。先生認為，觀音信仰是一種典型的菩薩救度信仰，在中國流傳廣泛，影響深遠，中國學術界的研究一直非常薄弱。他還說他在國外見到有關觀音的研究著作，可惜當時沒有買下來，他希望我早日開始研究，爭取填補學術的空白。1994年我完成了通俗故事版的《觀音菩薩傳》一書，除了依照明清以來的觀音傳奇小說進行刪改之外，還有幾個方面的創新：一是將雙馬童的故事列為觀音信仰的起源之一；二是根據與觀音相關的幾部印度佛教經典，整理編寫出有關印度佛教觀音身世的故事；三是根據各種觀音感應記整理編寫了一些新的故事；四是附錄了兩篇文章，對一些問題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其中加入婆羅門教雙馬童的故事，便是受到黃先生觀點的直接影響。因為先生多次提到，佛教的觀音信仰是受到婆羅門教雙馬童形象的影響而出現的。記得我還和先生討論過《大唐西域記》中有關觀音的故事，特別是戒日王及中觀學大師清辯的觀音信仰情況。

從那時開始，我不斷申請到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所有申請中的博士研究計畫都是以觀音信仰為主題。當然，因緣難違，一切自在其中，後來我還是在國內跟隨彭樹智先生念了博士，完成了《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的演變及其向中國的傳播》的博士學位論文，並立即將論文呈黃先生審查指教。等後來正式出書時，黃先生再次慨然賜序，予以提攜和鼓勵。先生在序中說，這部論文的最大特點是將觀音信仰納入一個體系之中，再通過經典和史料的分析，對觀音信仰的歷史做了考索。這些研究，有很多是在前人未發情況下，得出了自己的新觀點。先生認為此書將會利益學界，解答疑惑，其學術價值也將得到突顯。先生的鼓勵給我很大的勇氣，也讓我一直銘記著這份恩德。這本書算是我對觀音信仰研究的一個小結，當然它主要關注的還是古印度觀音信仰的演變，向中國傳播的時間下限也基本只到唐代。所以，後來在此基礎上又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援，對唐以後的觀音信仰進行系統研究，這樣一來，我的觀音信仰研究便基本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而這一研究，從開始的時候，便得到黃先生的直接指導和不斷的鼓勵，當然，這期間也有魏道儒師兄等學界師友們的大力幫助。

進入21世紀之後，我和黃先生的聯繫數量有所減少。不過，在各地的學術會議上看到黃先生時也都會親近請益。每次去北京，還都會儘量抽出時間，前往黃先生在華威西裡8號樓的家裡看望，凡有重要問題需要請教黃先生的，也都會及時向先生彙報。2010年2月，黃先生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中國佛教協會第八次全國大表大會，我利用參會機會，多次與黃先生請教交流，後來就其中所涉及的中國佛教現狀問題形成一個採訪記錄，在中國佛學網刊登，從中可以看出黃先生對中國佛教現實問題的觀察和憂慮。黃先生一如既往地支持西安的佛教研究和佛教寺院相關工作，如我帶領學生團隊和韓金科先生一起籌辦的長安佛教學術研討會，黃先生大駕光臨，發表了《長安佛教與長安文化》的宏論，站在人類文明交往和中國文化全域的高度，對長安、長安佛教、長安文化給予深刻的解讀和準確的定位，體現了黃先生一貫的寬廣視野和深度把握。

特別是2015年，黃先生不顧年邁之軀，親臨我具體承辦的“玄奘與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這是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成立後的首場學術活動，黃先生的大駕光臨，體現了玄奘捨身求法的堅韌意志和永不止息的提攜之情，令我感動不已。黃先生在大會主旨報告環節發表了《玄奘精神與“一帶一路”》的演講，他說：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是一車兩輪的關係，沒有文化的推力，經濟交流只是單方面的願望，互相的信任就無法建立；有了文化做基礎，增加相互間的信任，才能為擴大經濟活動打下基礎。玄奘是絲綢之路的一面旗幟和品牌，是中國的名片。今天我們重新紀念玄奘，讓他在絲綢之路上重新發揮新的品牌作用，是佛教為中國與世界的發展可以做出的新的貢獻，也是我國走向世界的助力之一。黃先生的這一見解非常重要，他的肯定和鼓勵，也促使我們繼續關注玄奘在今天中印交往中的重要作用，2020年，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主辦的國際玄奘論壇被外交部列為紀念中印建交7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便是先生這種宣導的具體推進。從1994年的第一屆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到2015年的玄奘與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二十年的不懈努力，黃先生一手推動的玄奘研究已經在大唐長安的故地邁向了新的臺階，這無疑也是對黃老先生這一學術情結的最好告慰。

數十年與黃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真要細數起來，可能還需很多筆墨，儘管很多情景都已經消散在時光的侵蝕之中了，特別是近十幾年來，諸事紛至，煩擾逼身，浮躁急迫，忘事尤多。其實，所有的回憶，除了見證黃先生的學識淵博與學術境界外，更多是見識了黃先生的道德境界，因為這些往事都在訴說著黃老先生心胸的寬廣，心地的善良，性情的隨和，意志的堅強，以及不怕犧牲、樂於奉獻的無畏與無私，特別是他關心青年、提攜晚輩的恩情。若要突破我與黃先生個人交往的範圍，從整個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發展進步的角度來看，根據我所知曉的資訊，我覺得黃先生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

第一，黃先生的學術機構建設與管理能力很強，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南亞研究所以及後來的亞太所、南亞文化研究中心、還有玄奘研究中心、長安佛教研究中心等各地研究機構的創立方面來看，黃先生都立下了汗馬功勞，而這些機構屬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佛教研究平臺。黃先生可能是新中國宗教研究方面參與創建研究平臺最多、成效也最大的一位學者，為新中國佛教研究機構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二，黃先生的學術活動組織與運作能力很強，從學術會議的發起與組織方面來看，黃先生直接參與了改革開放初期各主要佛教學術會議的發起和組織工作，應該是20世紀中華大地上召集學術會議最多的一位老一代學者，而新一代學者當中發起和組織學術會議最多的應該是夏年兄，父子兩代為搭建各界共用的學術平臺、推動中國佛教學術交流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極為可貴的奉獻。

第三，黃先生的關係協調與維護能力很強，無論是不同學者或學界不同派系之間，還是學界與教界、政界等各界的關係之間，凡是涉及佛教研究或佛教文化建設工作的事，黃先生都樂於出面進行協調組織，設法將不同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致力於一個相同的任務。以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學術研討會為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能夠將政、教、學三界組織在一起，共同召開高級別全國性佛教學術會議，這可能是中國佛教學術史上的首創，由此開啟了佛教學術研究中各界互動的良好風氣，使用佛教學術研究獲得了政策、信仰、經濟等多方面的協調和支撐，成為中國佛教學術的一大特色，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四，黃先生對晚輩的關心和提攜能力很強，這不僅是因為他具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和學術資源調集能力，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有培養佛教研究人才、確保中國佛教學術傳承不竭的強烈心願和那顆愛護年輕人的心。一方面，黃先生對年輕一代的請求幾乎是來者不拒，全國各地都留下了他指導與扶持的美名；另一方面，黃先生可能是為佛教研究或與佛教研究相關的學術著作寫序最多的一位前輩，通過序言來評定研究主題、肯定研究價值、擴大研究效應、激發進一步研究的動力，這是對年輕學者最重要的提攜方式。就我所知，黃先生的序言，絕大部分是分文未取的，我的兩本書序言，也僅僅是我提醒出版社後，出版社按照一般稿費標準發放了稿酬，印象中第一本書序才幾十塊錢。黃先生結識的年輕人眾多，各種不同方式的提攜事例不勝枚舉。可以這麼說，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在宗教研究當然主要還是佛教研究方面，得益于黃先生指導、鼓勵和提攜的學者，人數之多，成果之豐，已蔚為壯觀，這也必將載入中國佛教學術的史冊。

第五，黃先生的學術團隊組織與運行能力很強，這不僅體現在創建學術機構後的學術力量調集與工作開展方面，更重要的體現在為了一個共同的研究任務而對不同機構不同類型的學術力量的協調和組織方面。大家都知道，很多科研工作需要團隊的合作，又是一些大型學術工程，如大百科全書、宗教辭典等工具書的編寫、各種不同宗教相容並包的研究著作、某專題下不同學者個性化研究的統合，這些都需要以學術團隊組建與協調的方式來支撐，無論這個團隊的組合是臨時的，或相對穩定的。黃先生以其溫和的性情和寬闊的胸懷，特別是淵博的學識和有效的操作方法，在這方面顯示出很強的能力，僅以主編這一角色來看，有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宗教研究尤其是佛教研究方面擔任主編最多的人，或擔任主編最多者之一，為中國宗教學術團隊的協作樹立了典範。

第六，黃先生的國際交往與合作能力也很強，尤其是中國和南亞各國的佛教學術交往，自改革開放以來，幾乎無出其右者。這不僅是因為他具有優秀的外語交流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在學術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國際視野和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自覺。他也因為學術研究方面的卓越貢獻而在印度、尼泊爾、韓國、日本等國獲得很高的榮譽，從而具有了很強的國際感召力。他借助這種國際感召力，帶動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國際化發展，僅以長安佛教的研究為例，長安佛教的多次會議、法門寺的多次重大文化活動、尤其是玄奘研究方面的學術會議，都因黃先生的這種國際交往能力而獲得外國學者及外交使節的高度認同和積極參與，使這些學術活動具有了很強的國際性。可以這麼說，黃先生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佛教文化領域裡最早開展國際學術合作的主要推動者，為中國佛教學術的國際接軌與國際影響做出了重大貢獻。

以上這些方面，絕大部分其實都是“為人做嫁”的事情，需要耗費自己大量的心血和寶貴的時光，甚至經常還需要自掏腰包。這種無私而慷慨的奉獻別說在宗教學界，即使在整個中國的學術界，都是罕見的。這種奉獻的回報，不僅僅是黃先生個人的欣慰，更是學林共用的喜悅，尤其回報於：中國佛教研究社會氛圍的逐漸養成，中國佛教研究學術平臺的不斷壯大，中國佛教研究後繼人才的不斷成長，中國佛教研究學術成果的不斷湧現，中國佛教研究國際交流和影響力的不斷提升，等等。

黃先生以93歲高齡告別這個世界，可謂功德圓滿，用佛教的語言來說，就是所作已辦，得大自在。斯人已去，福德自在，風範永存。論其功業，正如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敬獻挽聯所說的：“一念清淨，一身正氣，塑造一生傳奇；一心問道，一世功業，成就一代宗師。”論其境界，亦如我個人敬獻挽聯所比喻的：“即心是佛悲智雙運成大士，萬川印月福慧圓滿遍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