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纯一法师《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以汉文大藏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有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佛教事业总体上呈一派大好发展势头，佛教研究成果丰硕；然而从汉文大藏经文本切入而对佛教中国化实现路径的研究，实为罕见。202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纯一法师的专著《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以汉文大藏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终于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本期待已久的好书。

 

整体地看，纯一法师在这一专著中不仅以学僧之态而持有严格的文献学“文本”意识，更持有学术层面的深刻历史意识与问题意识，从而使全书呈显出视野开阔、内容宏富、文史贯通、脉络清晰、考索精当的特点。对读者而言，此书读来虽不轻松，读后却能收获满满；因其确能使你在汗牛充栋的汉文大藏经文本引领下，去透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并从中体认佛教信仰及其本质。纯一法师不愧为佛教教内一位长期浸润于佛教文献并精研汉文大藏经的探路者，他早年出家，志存高远，在中国佛学院即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后又在《法音》杂志担任编辑，熟知佛教文献并广泛接触国内外佛教学者；加之他本人早年即对法相唯识宗与禅宗兴趣浓厚、热情极高，故对此二宗经典更是极其熟稔。历经几十年持续的刻苦读经，终成正果，纯一法师已然锻造成一位眼光锐利的饱学深识之士；此书之成，就是纯一法师佛教学术与思想的结晶。

 

这里笔者首先要作一提示，全书呈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从佛教思想的成熟与佛教文本的载体看，历史上不断完善的汉文大藏经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呈现，也是中国化佛教重大成果的结晶。作为纯一法师贯穿全书的一个理念，这也是他在该书撰写过程中的一个起点；无庸置疑，全书展开文本线索考察的逻辑支撑也在于此。要之，贯通全书的内在精神与取向，则在突出中国佛教的菩萨道精神。作为读者，把捉作者的这一观点与精神取向，亦即掌握了打开全书奥秘的钥匙。

 

现在，我们就从其本身的内容切入，来展显全书概貌。

 

一、构架严整内容宏富

 

对于一部学术专著而言，其内容框架的构置，不仅来自于作者的精心思考与设计，更来自内容自身；如果内容自身无丰富内涵可言，其框架构置得再为精巧，亦属人为造作。而纯一法师这部专著的框架构置，首先来自其内容自身的宏富。我们先展开其章节目录一看：

 

第一章为“西土佛经的结集及经律论三藏的由来”，其节下内容为“佛经的结集”、“三藏十二部”；第二章为“中土佛经的汉译与流传”，其节下内容为“‘一带一路’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佛经翻译的四个时期与四大译经家”、“从民间译经到‘译场’的出现”、“译经制度与译场分工”、“中国佛教著作的编辑成册”；第三章为“中文大藏经的汇成之路”，其节下内容为“入藏经录的演变与结构定型”、“千字文帙号的发明”、“雕版印刷术——刻本大藏经的技术基础”；第四章为“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其节下内容为：《房山石经》、《开宝藏》、《契丹藏》、《崇宁藏》、《毗卢藏》、《赵城金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元官藏》、《延祐藏》、《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嘉兴藏》、《乾隆大藏经》、《百衲藏》、《频伽藏》、《普慧藏》、台湾版《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高丽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正藏经》、《续藏经》、《大正藏》；第五章为“汉文大藏经的结构体系”；第六章为“大藏经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塑造”，其节下内容为“佛经翻译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汉文大藏经对中国艺术界的影响”、“佛经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大藏经对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发展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第七章为“践行菩萨道，复兴中国文化”，其节下内容为“佛教中国化的趋势要求”、“汉文大藏经的现代化使命”。

这一从自身内容出发再加以经纬构置的框架，其内容之宏富，构架之系统，即令任何一个专业佛学学者，也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提玄钩要之入门路径，更不要说对佛教爱好者或普通居士，更是一个佛学文献知识性获取的必要取径。事实上，这一构架所包摄之内容，不仅涵括了作者如实传达、介绍的文本，同时也有作者据于文本而作的一种诠释。试想，没有这一“如实”传达基础上所作出的诠释，如何指向“佛教中国化”这一大命题？没有这一“如实”基础上的提玄钩要之阐解，读者又何从理解“中国化的佛教”这一历史史实？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仅从这一框架来谈其内容如何宏富是空洞的。知其人，读其书，才更易从其提玄钩要之门径把捉其内涵之富。纯一法师身为禅僧，以其个人特殊情怀而成就了其“禅僧”的哲理艺术境界——其长年习画练字，几成习性而后严加修持，并将其纳入日常禅修之中。而他的这本专著，亦然可见其溯源佛教哲理、文字、文学乃至艺术的文本，涉猎广泛而要言不烦，大大扩展了该书的哲学、文化内涵。仅从此一层面看，纯一法师此书之出版，亦为可喜可贺的佛界学术盛事。

 

 

作为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性专著，纯一法师这本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即是考镜源流，发掘线索。须知，文献学意义的“文本”，是指涉学术上某一范畴内的专门文献；而在文献层面上，就不仅须考虑某一专门文献自身的性质、意义、指谓等，还要考察、考证其学术源流、文化内涵等。故章学诚正是在表彰刘向父子文献目录学贡献的意义上说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语的。纯一法师的这本专著，也正是以文献发掘、阐述佛教学术源流为宗旨，才凸显出其“文本”意义所在的。这里，让我们再次注意纯一法师的书名《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以汉文大藏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其副标题所表征的，正是立足于“文本研究”的学术路向。

 

通观全书，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第四章，此章为30部汉文大藏经的来历、演变之阐述，此中多有纯一法师在承继先贤的基础之上的发掘与发现。限于篇幅，笔者仅举几例：如在对《初刻南藏》与《永乐南藏》线索的考察与对比中，纯一法师就以独特的眼光发现：后者显然受到元代《至元法宝录》的影响从而在文献编次上做了一次大的改革；此前各版藏经均以《开元录》为据，故先分大小乘，然后再细分经律论，并凌乱无序地将宋代入藏各书夹杂附后。而《永乐南藏》（又称《再刻南藏》）则作了文献顺序的改变，先分出经律论，再作大小乘之别，如此便使得文献目录更为清晰可观；宋元续入文献则分附三藏之尾。此外，《永乐南藏》在经文的校勘上也出了不少新成果：“如《碛砂藏》和《初刻南藏》的‘服’字函《法镜经》仅有卷下，未刻卷上。《永乐南藏》同函号则补刻了《法镜经》卷上；又《碛砂藏》‘菜’字函《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六未刻《叹衍品》，《永乐南藏》同函号同经卷六又补刊了‘放光般若波罗蜜经汉衍品第二十三’，还增收了新的序文与注文。”此外，对《永乐南藏》的版式、扉画的不同之处，作者也作了深度考察。正是这种考镜源流式的深入功夫，才使纯一法师在文本中不断有了新的线索性的发掘与发现。须知，这是需要长期浸染于不同文本并加以比较研究，才有可能作出的成果。

 

可以说，这种考镜源流的深入细致功夫，还让纯一法师厘清了不少前此混乱不清的文本线索。如《普宁藏》是如何依据宋代《圆觉藏》而覆刻，又如何以福州版及天竺寺藏经加以校勘的；而《普宁藏》后续的几次补刻，更是经历复杂，难以道清，但这些千丝万缕的文本自身的复杂线索，全在纯一法师这本专著中得到剥茧抽丝式的逐层厘清。此类例子甚多，容不赘叙。

 

值得一提的是，纯一法师还以其独到眼光，指出了各种藏经的不同贡献：如从文献学“文本”视角，纯一法师极为赞叹智昇《开元录》的集大成贡献，他深以为这是“在汉文大藏经结构体系化及佛教经录方面的工作，体现了我国古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对现代版的藏经，纯一法师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如指出台湾版《中华大藏经》收入前此大藏经失收的经卷，此为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发掘出的《碛砂藏》“宁四”“更一”二册（此原为唐代不空所译《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1卷和《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1卷）；而《嘉兴藏》所未收《云栖法汇》《布水台集》《鹤山禅师执帚集》等3种经卷，亦为台湾版《中华大藏经》所收入，这是十分珍贵而不易得见的经卷，全凭学者们长期精细审慎的爬梳、整理、收集功夫得来。

 

这里，笔者还想说的是，对于一个下大功夫做了考镜源流发掘线索的作者来说，他的文献参考应是极为广泛而远不止是局于佛教文献自身范畴内的。对此，笔者欣喜地发现，纯一法师的文献阅读量确实大得惊人，他除了必须参考的正常范畴内的佛教文献，对现、当代佛教学者如吕澂、方广锠、何梅、蓝吉富、杨玉良等，也作了充分而细致的读解并随处引述，需要的材料几乎是随手拈来；其学术视野扩及现代学者王国维、梁启超甚至姜亮夫等文史哲大师，他们的文献纯一法师多有引述或诠释。而对于历史史籍如《三国志》《隋书•经籍志》等文献，纯一法师也作了勾勒爬梳的一系列整理，并从中发掘出了极为珍贵的史料；不少史料的引用，达到了开人眼界的地步。这些，只有深入到他的著作中，才能有会心的理解。

 

 

深究该著，笔者又以为，全书最为重要的逻辑根基即在第三章“中文大藏经的汇成之路”，此章的核心词实为“结构定型”一语；其探讨的是“入藏经录的演变与结构定型”。然而我们须知，在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之结构定型，其最为重要的逻辑依据即为综理分类，此早在二千年前的文献目录学家刘向父子那里，就已得到确认；目录作为文献事业中的一个项目，起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所作《别录》与《七略》。过去，我们常将目录学视为历史文献之篇目、叙述、作者等范畴的学科，实为浅见；目录学须引领学人由篇目而入其堂奥，故目录须有分类、综理、提要、叙言及评价之类的内容。这点，从纯一法师对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诸多揭示中，亦可见一斑。而现代目录学大家余嘉锡之所以更关注于文献目录学中的分类，就不仅有文本历史渊源之理由，更有文献目录学自身逻辑之根基。

 

 

纯一此书，不仅在逻辑核心的第三章中，多次提及东晋时期的道安——书中前前后后，反复提及道安其人其学其著，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纯一法师早已充分认识到道安的佛教目录学，不仅是中国佛教文献史上的一个重要开端，且有文本分类的表征意义。依笔者之见，道安之重要，已然成为一个划时代人物，实可称之“道安时代”。道安的佛典目录之作，不仅“总集名目”、亦“表其时世”、且“铨品新旧”、更“定其制作”，这显然需要相当的洞察力、评判眼光与细致耐心的发掘追寻、分类整理之工夫；安公不仅收集“古异经”，并发掘“失译经”134部，且专门撰有《疑经录》，还在“众经浩然，难以折中”的状况下决计“注众经”，从而为佛典文献的综理分类作出了重大贡献。故在“玄学佛教”之时代背景下，道安亦能使其“般若本无”之核心理念，产生巨大学术影响力。这些，都在纯一法师的专著中得到了充分展显。第三章中尤其提到道安“敏锐地提出了疑伪经的问题，为以后的佛经入藏提出了取舍标准，体现出中国佛教在编辑佛典上开始挣脱附庸地位，踏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此段话中实可透见道安当年撰作佛典文献之不易，而以纯一法师之评判眼光及其功夫，来深掘道安之文本，其实亦属不易。

 

第三章中又反复言及“分类标准”、“分类方法”与“基本模式”，此实为第三章大主题“中文大藏经的汇成之路”之内在逻辑。纯一法师从严格的“文本”学视角，严判“一切经”的分类标准，以文献学的学术眼光指出：《隋书•经籍志》所载宝唱的《经目录》（已不存），南梁阮孝绪（目录学家）的《七录》外篇“传法录”将佛经为戒律、禅定、智慧、疑似与论记五部分，为其时“一切经”分类标准；实则从“分类方法”上看，仍属粗浅。后隋文帝时代，法经等奉敕所编《众经目录》，其“分类方法”，才可谓为汉文大藏经的最终形成提供出了一个“基本模式”。显然，纯一法师的这一评判结论，是在深掘文本、综理分类的基础上得到的；其为“中文大藏经的汇成之路”，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第三章之重要，还在其揭示了“千字文帙号的发明”与“雕版印刷术——刻本大藏经的技术基础”，对此，纯一法师均作了简明而到位的阐述，可使读者一目了然地认识汉文大藏经刻印本的历史脉络。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的探讨者，纯一法师又确实是个志存高远的践行者，他是以不断的佛教理论、历史研究来实现其“践行者”理想的。

 

纯一法师以全书第六章“大藏经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塑造”，来透视作为“文化宝藏”的大藏经及其影响，他从葛兆光的地质珍宝说“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意义”中得到启发。当然，纯一法师的这种宝藏与文化互动影响的观念，实际是以其“文本”说作一种佛教历史文化的总结；然而极为重要的是，总结是展望的前提，没有认真而深刻到位的总结，就不可能有合理而正确的展望。这点，纯一法师已然透悟。故紧接此章之后的第七章，他就开始指向鲜明地探讨未来——他用了“佛教中国化的趋势要求”与“汉文大藏经的现代化使命”如此凸显的标题，作为其价值指向的路标，呈示了他作为一个当代学僧的内在迫切感与使命感。纯一法师将其终极目标定位在“践行菩萨道，复兴中国文化”上，则真正标示出他的“菩萨道”精神与复兴中国文化高远目标的内在统一。

 

的确，在纯一法师看来，中国化的佛教，须是将“践行菩萨道”置为指向鲜明的目标，才有“实现路径”之谈。否则，何谈“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论如何，此章的关键词为“践行菩萨道”，这当然是纯一法师指向鲜明的内在心志之昭示。这里，我们不妨引述一段法国哲学家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的原话：

 

 

是的，读纯一此书，全然可见出其对中国文化的自信，那是一种基于“菩萨道”精神上的自信与确信。而纯一对“菩萨道”的艰苦践行，从他于2006年即开始迄今仍在孜孜不倦地编辑一部收录五千部佛典、文字规模达3.5亿字的《中华汉文大藏经》，且作为其阶段性成果之一的《乾隆大藏经点校本》已经陆续出版，即可昭示其对复兴中国文化的担当。

 

然而读者当知，纯一法师此一自信与确信，曾历经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走过多少学术弯路？有过多少思想体验？又付出多大人生代价？走笔至此，笔者当告读者，面对此书，开卷有益。纯一此书，以何等功夫、何等心血，才终成此一系统包摄、内涵丰富之佛学专著。读者们，只待你开卷读之，步入其里，探得宝物。

 

诚哉此著！不失为当今时代中一出色的佛教学术著作。愿有志者学习之，共享之。

 

（作者：赖功欧，江西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原所长；江西省王阳明研究会会长；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熊十力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