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日，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安宁疗护志愿服务工作推进暨安宁疗护服务政策研讨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受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李小琳代理事长委托，代理事长助理刘广致辞。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先生发表主旨演讲。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 原空军卫生部部长马中立，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马振山、肖珏、马卫民、刘怡琳、罗加辉等1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副理事长、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肖敬主持。
沈德咏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沈德咏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需要一种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关于临终关怀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演讲，分别从“生命的意义”“生命关怀之路”“法律规制是临终关怀的必由之路”三个方面阐述了临终关怀的重要意义、基本内涵和法律规制路径。沈德咏指出，“向死而生”地活着，是一种更有意义、更有尊严、更加高贵的活着。生命关怀是一种人文关怀，其本质是对生命权的尊重，贯穿人的生命始终，临终关怀是生命的终极关怀。临终关怀既包括安宁疗护，也包括安乐死等特殊医疗措施。安乐死合法化并不影响临终疗护行业的发展，而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和协同效应。临终疗护并不必然排除患者对安乐死的诉求，在临终疗护难以为继时，安乐死即可成为临终关怀的最终选择。沈德咏表示，临终关怀是一项自利利他、有益于社会的事业，要确保这一事业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就需要适时加以立法规制。随着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一些政策法规的出台，推进临终关怀立法的实践基础和政策储备已经基本具备。建议临终关怀立法实行“两步走”战略，即先行就认识比较统一、发展比较成熟的安宁疗护事业进行立法规制，在条件成熟之后，再就安乐死这一特殊医疗措施进行立法规制。安宁疗护立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至少在以下十个方面需要尽快加以立法规制：第一，安宁疗护机构准入标准。第二，安宁疗护医护人员资格标准。第三，安宁疗护患者收治标准。第四，安宁疗护患者意识自制标准。第五，安宁疗护用药标准。第六，安宁疗护护理标准。第七，安宁疗护收费标准。第八，安宁疗护医患关系处理标准。第九，安宁疗护监管标准。第十，安宁疗护法律责任。

座谈会上，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机构、天津医科大学临终关怀研究中心主任史宝欣，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关怀医院院长李松堂，中国大陆第一家临终关怀社工组织、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主任王莹，清华大学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景汇泉，北京保法肿瘤医院院长于保法，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添武，北京协和医院安宁缓和医疗组组长宁晓红，台湾南华大学生死学系教授蔡昌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驻院CPE佛教宗教师释振冠等专家学者先后就“安宁疗护的现状”、“安宁疗护需要解决的问题”、“安宁疗护的政策出路”等话题展开探讨，并交流专家了国内外的有关经验。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展对安宁疗护服务的试行后，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真正地为大众所熟知并有效利用。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尚未构建安宁疗护法律制度，导致相关部门和机构没有管理权限和职责不明确，而安宁疗护服务的适用对象、实施条件、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亦不明确，特别是志愿者、宗教师、心理和社会工作者在安宁疗护中的定位和作用也不够清晰，因此为其在实践中的发展带来了重重阻碍。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我国必须建立安宁疗护服务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专家们建议：目前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有了显著提高，“既要活得好，还要死的安详”已得到大多数社会公众的认可，安宁疗护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对安宁疗护的理解和认同并不等于可以践行，从理念接受到身体力行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安宁疗护政策立法非常必要，但是安宁疗护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两个法律法规可以解决问题的，可以采取分步推动，以点带面的形式推动安宁疗护最终立法。因此可以先从ACP（预立医疗指示）领域现行立法或以条例形式确定（香港地区是条例，台湾地区是立法），另外从医保报销角度尽快将安宁疗护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座谈会前，与会代表考察了北京慈愿工作站，了解驻院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工作，并表彰了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