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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会 | 黄夏年:朱谦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风范

2019-07-02 16:27:07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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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120周年暨朱谦之学术思想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作主旨演讲:朱谦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风范

  2019年7月2日上午,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120周年暨朱谦之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隆重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艺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以及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校20余位专家学者发言或撰文,深情缅怀杰出学者朱谦之先生,研讨他经历丰富的绚烂人生及其深邃的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研究员作主旨演讲:朱谦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风范。以下为《朱谦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风范》论文全文。

朱谦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风范

黄夏年

  1999年10月15日,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纪念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朱谦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大会,许多在京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出席了会议,年逾九旬的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发来贺信,全文如下:

  朱谦之先生是现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著作宏富,对于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史有精湛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所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价值尤高。1952年高教院系调整,全国哲学系教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朱先生由广州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参加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朱先生调到北大后工作勤奋,早晨4点起床,执笔撰写,到9点参加教研室会议,已经工作了3个小时了,其勤奋如此。在北大,著有《老子校释》、《日本朱子学》、《日本阳明学等》。

  朱先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不随波逐流,不随俗浮沉,正气凛然,令人敬佩!朱先生在北大时住在中关园,我常到朱先生家访候。后来朱先生调到宗教研究所,移居城内社科院宿舍。我从江西鲤鱼洲回京后,到朱先生寓所问候,朱先生卧病在床,由朱夫人扶掖起坐,畅谈甚久,不意几个月后,朱先生就仙逝了!

  朱先生仙逝后,举行了告别仪式,由冯友兰先生致悼词,对朱先生学术成就评价很高。现在宗教研究所举行纪念朱先生诞生100周年座谈会,这是有重要意义的。我本应出席大会,因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不能到会,谨写此书面发言,略表对朱先生的怀念。

  参加会议的有老一辈的学者如任继愈、黄心川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如戴康生、楼宇烈等,以及当前在学术界生发的新生代卓新平、何光沪等人,以及一些年青有为的青年学者,任继愈先生说,在世纪末这个百年的时刻,全国各界人士都在为许多人举行百年诞辰的纪念,朱谦之先生就属于这个年代里有贡献的人之一,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在中国会出现了这么多有贡献的人物,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大家在谈到朱谦之先生为人和学术成就时,无不对他的伟大学术成就和正直的品格生起仰慕崇敬之情,对朱先生一生的坎坷道路,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对他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不平,特别受到朱先生恩惠赐教的一些学者,在谈到朱先生生前的事迹时,泣不能声……

  一、生平

  谈起朱谦之,人们也许还不至于太陌生,但是对其人其事能详细了解的人则已不多矣。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1899年12月4日(旧历10月15日)生于一个数代从事医生职业的家庭,4岁母亲去世,10岁父亲又亡,后由继母抚养成人。民初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在中学时熟读我国的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记》等小册子。17岁时以福建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亲聆学界名师的教诲,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先后发表了《周秦诸子学统述》和《太极新图说》等文。

  1919年中国大地掀起“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朱谦之满怀革命激情投入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参加了学生示威游行,编辑杂志,撰文抨击时弊,宣传无政府主义,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学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翌年又首次在国内报刊上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等口号。毛泽东主席在北大工作期间曾与朱谦之讨论过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同年10月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方获得释放。

  1921年朱谦之离京南下至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佛学欧阳竞无求教,因不满意佛门的腐化,偷安生活,复断绝关系,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帆、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越3年,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1924年辞职再度隐居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逋(和靖)故居,悉心从事著述。1929年获中央研究院资助,东渡日本潜心历史哲学的研究。两年后归国,任暨南大学教授。从1932年起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和历史学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历尽艰险,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需要,曾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出资筹办《现代史学》,对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把中山大学历史系办成一个著名学系和研究机构,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理论干部。1949年广州解放,朱谦之以无比欢欣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政治和教学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朱谦之回到了久别的母校——北大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8年后又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对我国解放以后的东方哲学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64年北京大学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全体人员并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朱谦之担任了研究员。尽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有时卧床不起,但仍著述不止,致力于宗教学的研究。1972年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3岁。

  二、思想与学术成就

  朱谦之在学术界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是因为他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广泛,涉及了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种领域,有些领域在我国还属于开拓性的研究。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誉:“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者,均交口称道。”但是我认为,最能表现朱先生学问的,还是他的深邃的思想。

  朱先生是个性独立的人物,他受教于旧式的传统教育,儒家的“修、齐、治、平”入世思想和老庄的淡泊无为,以及佛家的禅逸出世思想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五四时期他积极投身于革命救国的斗争,提出种种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这时“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的集中地——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在青年思想界,有日趋发达的趋势。”因此他的革命哲学追求“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的虚无主义理想,实受禅宗《高峰语录》的影响。他被军阀逮捕后,经历了不少艰苦磨难,思想又转向佛教,企图用佛教改变人心乃至人生、社会。他与毛泽东讨论无政府主义,陈独秀说他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是现实思想界的危机”,吴稚辉认为“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他的论调叫人完全可以否认,也完全可以承认。”并把他评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四位代表之一。

  早年朱谦之先生的思想,是时代打下的烙印,但到晚年时有很多已被他否定,尽管不排除在那个特殊的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违心地批判自己,接受改造或者再教育,不过也有重新反省的认识。人总是在不断地修正中走过自己的漫漫人生之路,朱先生的可爱之处,正如戴康生先生所说:“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展历程反映了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重压下爱国知识分子探寻真理和追求自由与光明所走过的道路。他的一生奋发努力,自强不息,总是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不断进行总结,不断否定自己,不断前进,跟上时代发展的道路。”也如他在“七十自述”中所言:“自我批评须及早,煌煌真理有依归”,一位有成就的老知识分子,在晚年还能冷静而谦虚的总结自己,发现不足,不停步地前进,真是难能可贵。

  朱先生的思想在中年时代基本成型,这时他已经能用比较理性的思考来看待整个世界,思想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朱先生的思想在成熟期以后,非常活跃,研究领域也非常宽广,非常引人注目,他说:“我在抗战以前思想,总不免是唯心论的,观念论的,抗战期是所写《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虽已开始应用唯物史观来解释革命文化背景,但不彻底。”1945年10月中大由梅县迁回广州,他又一度兼任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回溯梅县的几个月生活,给我的印象极深,是我一生思想大转变的所在地。”“但我这时思想上发生根本变化。”以下根据有关资料,对朱先生的学术思想成就做一些介绍:

  1. 哲学思想

  朱谦之北京大学念书时,就是虚无主义思想代表,曾经对无政府主义做过研究,认为:“我的虚无主义只是个‘真实主义’,囚要求真,所以不惜将虚伪的宇宙完全解放,又是‘进化主义’,因宇宙的进化是‘自无而有,自有而无’,现在是要自有而无了,所以虚无主义顺着这个潮流现身说法。至于虚无两字的意义,‘虚’是表明宇宙全体为‘虚而不屈,动而不出’的。‘无’是表明现在宇宙进化的倾向的,合此两个根本观念,才成虚无主义,所以我的虚无主义并不是断灭,而是能够做媒摆渡的真理”。[1]他与毛泽东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思想,表示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是:“予意所不满于无政府主义者,为其所蔽塞,而不能一径向虚无而去,然余固认无政府革命为虚无革命之过程也,犹广义派革命(案: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之为无政府革命之过程。盖吾所不取于无政府主义者,谓其迷惑于建设之说,受保守主义之愚。若其根本意义,则子所深表同情。”[2]可知他是从革命的角度来谈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说要彻底否认政府的作用。他除了宣传无政府主张和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的口号外,还撰写过《大同共产主义》、《到大同之路》等著作,提出:“宣传中国政治之传统精神,以人性为基础,以大同为门户,以美的社会组织为框廊,以礼乐为妙用,以游艺为依归,意在拨乱反正,以跻斯于永远太平而止。”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宣扬儒家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他曾宣称要废除考试制度,发表《废除考试宣言》,“现在宣告是不受任何等的‘称鸡鸭式’底考试了。但是诸君——我觉悟的朋友——你们怎么办?你难道情愿上‘秤’,你为什么不表示反抗的态度?我想请君都觉悟了!都不愿受那非人的待遇了! 那么诸君同声反抗!请诸君把考试的‘笔’抛去!”[3]他提出“无元哲学”,强调:“无元哲学的根本方法,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无名’”。[4]但是他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将“无元”变成了“真爱”,“即是决计脱离虚无,以全部的精神,倾倒于爱。”[5]由是朱谦之又成为“唯情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写道:“人生的最终目的,只有爱情,我有爱情,便足以自豪。宇宙间还有什么能间隔我们呢?诗人在唱,泉水在流,都是在告诉我们‘爱’的哲理………如果有个同情同调之人,共相唱和,誓结长伴于山林之问,吟风弄月,傍花随柳,那就是我一生的愿望。”[6]而且“须知宇宙起的时候,即这真情充塞、流行的时候,可见宇宙存在是因‘真情’作背后的护持力,活泼泼的真情之流啊!当下便是乐土,我们更何忍毁灭人生,去求那超於人间希望的涅槃?我们所能作的,也只是复归於‘真情之流’罢了”。[7]

  朱谦之对当时欧洲流行的柏格森的哲学有自己的评价,认为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表面上好象极其进取,其实是再保守不过的。“据他(指柏格森)说的‘绵延’,是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未来的前进不可预测,一个是过去的堆积永无穷期,既然未来不可知,那末‘维持现在’好了,既然过去不能消灭,可见存在的都是合理了。所以柏格森学说,把它应用到‘分段生命’上,我总觉得危险,而且未来、现在、过去既凝于一,可见根本上不能引渡‘现在’到进化的路上去。”[8]他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位写作《历史哲学》的学者,“还算做中国史学界里的破大荒的一椿事”。[9]他接受了孔德“历史哲学的四阶段说”的影响,即神学的、形而上学的、社会的科学的、新理想主义和生命的历史哲学,认为自己是在第四阶段的生命阶段的写作。朱谦之的《黑格儿主义与孔德主义》[10]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1]二书,为他在西方哲学研究里面获得一席地位,学者贺麟就把他看作是早期研究黑格尔的中国学者之一。[12]他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用毕生的心血写成,前后搜集资料和写作达三四十年之久,在“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就有190处引文和注释,该书连同早期的版本,在日本、英国、美国、苏联学界引起重要反响,苏联的一些学者虽然不同意该书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但也承认它是一本有科学价值的著作。他撰写的《日本古学及阳明学》与《日本的朱子学》,从中国儒家的学说对日本的影响谈起,这些研究成果让日本学者感到震惊。他撰写的《日本哲学史》,是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的日本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同样也在日本哲学界产生过震动,虽然有些人可能不认可他的观点,但是要承认他在这方面所起到的开拓之功。他整理的《老子校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主要的参考书,至今已经出版了二十多版。

  2.史学思想

  朱谦之先生说:“我一共主持中大史学系十年。此十年中史学系的历史,简直就是我现代史学运动的发展史。”他最初出资创办的《现代史学》,撰写刊评标明宗旨是:第一从历史哲学上去认识历史的现代性,第二从史学方法论上去认识现代史学方法的重要性,第三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的研究。三点宗旨,都离不开“现代”二字,因此可以将他的史学思想概括为“现代史学理论或思想”。研究朱谦之先生的华东师范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国义博士指出,这一思想的背景是在民族危机严重、国破家亡的现实摆在了中国人面前,为了救国和挽救中华民族,史学界人士开始关注于当代。而当时在中国史学界,存在着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现代史学则“是实证主义史学(案:朱氏称之为考证考据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第三条道路。”朱先生将此称为:“如以考证考古派的方法为‘正’,则史观派为‘反’,而‘现代史学’就是‘合’了。”其理论基础,来自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孔德的科学进化论,以及过去、现在、未来时空三段论的结合,因此所说的“现代史学”,就是以“考今”为目的,即将过去的历史用现代的思想来看待,除了解释古代社会与人物是什么外,还要看它今天有什么意义。

  此外,他撰写的《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是每个作研究中外音乐历史学者必看之作。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当时这本书找不到,他是抄下这本书来仔细拜读他的<中国音乐文学史>,从诗学的角度来鉴赏中国古代的音乐,这也是独辟奚境,开新学之风,此书同样现在仍然具有领先地位。他撰写了《凌廷堪燕乐考原跋》。在厦大工作期间又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以后又扩大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这种把音乐和文学联合起来研究,在我国还是首创,因此获得了国内外好评。该书出版后,日本中村嗣次就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此书。

  3. 文化思想

  朱谦之说:“原来九一八事变时,我适任教上海,气愤之余,以为欲救中国,须根本上从文化着手。……我痛心疾首,深感于民族之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复兴。”文化救国的思想是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渊源,是他给社会开出的又一剂药方。作为学术的层面,朱先生的文化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南方文化”思想,一个是“中外文化”思想。

  “南方文化”的思想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即“自民国二十年秋以来,帝国主义者所给我们的侮辱,使谦之时常感觉一己的生存是可耻的。我自沪而(北)平,又自平而粤,处处触目惊心,眼见中华民族已经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路上。总而言之,在反抗强权的战线上,北方已经绝望了,中部富于妥协性质,亦不足以见我民族抵抗的能力,中华民族复兴唯一希望,据我观察,只有南方。南方文化虽未成熟,然实为未来中国兴亡存续的一大关键,如南方无望,则中国亦无望,我们生存的努力,都等于无意义了。”他进一步解释:“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则宗教的文化分布区即黄河流域,实充满着服从与依赖的心理,在文化这是最成熟的了,然而无所用于今日反抗强权的中国。老实说罢!北方文化实在太老了,老到好比一座死城,在死城中充满着安静寂然的乐趣,然而这种古代必然凝结成封建势力之无抵抗的策略,和学术上的考古倾向,反之中部即扬子江流域,多产生教育上的人物,学说思想发达,人民富有国家观念,这种优秀的文化,自然而然趋向于调和适中,在政治上表现则为力求进步而忌极端,当然在反抗强权的战线上,也只求适应环境,而不能积极抵抗的。并且事实告诉我们,能积极反抗强权的,过去只有十九路军一月的战绩,十九路军就是以粤籍将士为中心的。由此可见从中国文化分析的结果,要使中华民族不亡,唯一的希望,无疑乎只有南方,即珠江流域。北方在政治上表现保守的文化,其特质为服从而非抵抗,中部表现进化的文化,其特质适应亦非抵抗,唯有南方才是真正表现革命的文化,其文化特质就是反抗强权。”朱先生按中国文化三种特质的划分,提出了从事“南方文化运动”,强调“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正是反抗强权的革命文化,所以我决心从事南方之文化运动。”这个“南方文化”,“从知识的进化言,就是科学的文化。从物质的进化言,就是产业的文化。再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中国只有民族的无产阶级(大贫)与半无产阶级(小贫)才能创出产业的文化与运用科学的文化,所以南方文化的本质,实际就是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对于帝国主义,不消说又是革命的文化了。”“南方文化运动”在当时广东文化界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报纸刊物纷纷发表文章附合,但是也有人与他进行商榷。

  “中外文化”的思想背景是“只要我们不甘于做外国文化的奴隶,我们即坚决地承认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我们即须坚决地要求文化的自由独立。”朱谦之先生受德国斯宾格勒的 “文化”与“文明”史观的影响,认为文化的根本类型,在知识生活上表现为四种:即宗教、哲学、科学、艺术。这四种类型,一方面为本质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为历史的存在,就中除艺术为世界文化之协调与综合外,其余三种知识文化实即分布在世界人口最多之三个区域。这就是印度、中国和西欧。世界文化的体系,不属于宗教型就属于哲学型或科学型。或就文化的传播而言,不是为印度文化所传播,就是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化所传播,所以世界史上的文化区域,虽有二十四个单位,归纳起来,仍然只有中、印、欧三个文化单位,而这三个文化单位的特点:

  (一)、从文化的类型上说:印度文化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为哲学文化,西洋文化为科学文化。印度文化史为一部宗教文化发展史,中国文化史为一部哲学文化发展史,西洋文化史为一部科学文化发展史。

  (二)、从文化的结构上说:印度文化中也有哲学和科学,然皆以宗教为中心,而形成了“宗教的哲学”和“宗教的科学”。中国文化中也有宗教和科学,然皆以哲学文化为中心,而形成了“哲学的宗教”或“哲学的科学”。西洋文化也有宗教和哲学,然皆以科学为中心,而形成了“科学的宗教”和“科学的哲学”。

  (三)、从文化的接触上说:印度文化史上之“科学时代”,实受西洋科学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史上之“宗教时代”,实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其“科学时代”,实受西洋科学文化的影响。就西洋文化言,西洋文化史上之“宗教时代”,实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其“哲学时代”,实受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

  朱谦之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强调世界战争即是文化战争。他说:“须知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效果,无疑的归结为于文化。所以此次战争,亦可说是文化战争。欧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与兴亡,皆在此一役。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兴废,亦以此役为试金石。此战者不失败于侵略主义者魔手,则人类文明即将括垢,而中国文化,亦必将发扬光大。务望我学术界真能了解,实为我中国文化继往开来存亡绝续最大关头。”朱先生提出的“文化战争”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前瞻性。几十年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未来世界的冲突即为各种“文明”的冲突,实为朱先生思想的继承,可惜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朱先生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朱谦之先生研究中外文化的关系,是以弘扬中国文化为目的,其所研究的结果,都是旨在强调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所发生的影响这一事实,因此他得到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称赞。

  4. 佛教研究

  朱谦之年青时曾经企图用佛教改变人心乃至人生、社会,离京出家时发表的宣言中表达了这种思想:

  “(一)用批评的精神,对现行的佛法,佛法的各派教宗,以及佛教的本身加以批评。

  (二)提倡梵文,以为提倡真正佛学之助力。

  (三)翻译东西洋关于宗教革命的书籍,以为实行佛教革命准备。”

  朱谦之不仅主张对佛教进行改革,而且还计划组织一种以实践佛教原则的宗教新村。但是他通过在西湖出家生活一段时间的体验,发现当时某些寺院实行的僧伽制是一种变形的家长制度,有些佛教僧徒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这种情况是不能实现他的改革初衷的。为此,他在愤慨、失望之余写下了《反教》一诗:

  “黑蜮蜮!……黑蜮蜮……

  把教门的黑雾窟揭穿,看那一簇簇的寄生虫,何处立足!

  那皈依三宝的叩头虫呢?

  更不容他不生生饿毙!

  我那时再焚烧七宝伽篮,

  打倒罗汉,扫荡妖气,大踏步到那:

  佛顶上,宝塔上,

  高唱我大虚无的歌儿。”

  尔后,他又经好友介绍,向欧阳竟无求教,但终觉唯识学说不合他的旨趣。流离的生活使他接触了现实社会的底蕴和大自然生活,逐渐对过去虚无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清理,认识到:

  “因妄求解脱的缘故而欲毁弃宇宙乃至断灭人生,那更是我一向的愚痴颠倒,对这

  深重的解脱只好是一种邪见罢了!

  我的兄弟们呀!我恳求你。不要相信那超人间的希望的涅槃,让你真诚恻怛的大悲心就实现这真生命在人间的人”。

  朱先生思想的“回归”,在表面上看有了巨大的转变,但他的思想还在佛教轨道上运转。他摒弃了空观,但又接受了大乘“三界唯一心”、“慈悲利他”等华严宗的思想。以后了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际生活的体验,终于接近并最后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与佛教在信仰上割断了联系。朱先生晚年在回忆过去经历和自叙诗中写道:“少年破旧好空言,敢把乾坤一口吞。粉碎虚空沉大地,推翻世界从无元。唯情哲学身为累,主义虚无首似昏。妄论奇谈真应叹,归根不出老禅门。”

  朱谦之最终没有接受佛教,他通过对佛教的了解,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他早年撰写了《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等文,这些阐述他的世界观和未来理想的著作中都渗透着佛教禅观和空观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先生调到宗教所工作后,即开始对禅宗进行研究。他在《七十自述》中曾谈到:“在这期间(作者案指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之后),我开始特别注意中国禅学。当我知道由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而现在欧洲、美洲居然靡一时之中国禅宗……因此我着手翻译了忽滑谷快天所著的《禅学思想史》和《朝鲜禅教史》(中文版名《中国禅学思想史》和《韩国禅教史》)二书。”在《韩国禅教史》的手稿底页上,朱先生还写有“本书译出仅供个人将来写《禅学史》时参考之用。以本书所搜集资料,均为汉文中难见之书,可籍此窥见朝鲜佛教史之一斑。”但是因种种条件限制,他最终没有完成撰写《禅宗史》这个心愿,只是留下了这二部译著。但是这时他写了《黄檗宗考》一文,由于是草稿,还需要整理出来才能发表。

  近年来,因出版《朱谦之先生著作文集》的工作,笔者在整理朱谦之先生的遗稿中,发现了一本《日本佛教哲学思想史参考用书》的手稿。该稿的封面上,朱谦之先生亲笔写了撰写四卷本《佛教思想史》的计划。其总体计划是,即第一卷印度篇;第二卷中国篇;第三卷日本篇;第四卷朝鲜篇。这是他想写的一本比较大部头的,以研究东亚佛教思想为主线历史书。可惜的是这部书只有了一个书目性质的资料索引后,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由于现在朱谦之先生的手稿还没有整理完,故关于《佛教思想史》这一详细的写作计划到现在还未发现,但是根据多年来笔者整理朱先生遗著的经验,很可能这个计划会在某一笔记本中。

  《日本佛教哲学思想史参考用书》是已经成型的手稿,主要记录了用于撰写这部书时的一些原始资料和研究资料的出处,非常详细地列出了上千部有关日本佛教的著作名称和出处。这是朱先生的一贯风格,每当他要作一研究课题时,都要将有关的资料全部收集,分类编出,写在纸上或笔记本上。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学习。

  在封面上,朱先生已经详细地开出了分类大目录,即“Ⅰ、原始资料;Ⅱ、历史资料;Ⅲ 、研究资料”三大部分。同时标明了时间,即“1963.7.14;1963.9.12;1965.5.22.增补”,说明这是经增补三次,前后三年才最后完成的。而这时正是朱先生刚好撰写完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日本哲学与思想的著述文章之后。朱先生通过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已经看到了佛教在日本哲学思想史中的重要性。

  朱谦之先生将日本佛教哲学思想纳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研究方法中尤其重视历史背景下的分析,试图用历史来说明佛教,而不是用佛教来说明历史。他特别指出了佛教在日本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日本自称‘神国’,但也是‘佛国’,据《日本国志》(卷三十七)所载万延元年(1860)统计,佛寺共四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二所,中国佛教盛时尚不及其十分之一。”[13]同时他对日本佛教史作了历史分期,认为“日本佛教继圣德太子之后,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以平安初期最澄之天台宗、空海之真言宗为代表;第二期以平安后期至镰仓初期源信、源空(法然)之净土宗,荣西、道元之禅宗为代表;第三期以镰仓时期亲鸾的净土真宗、一遍的时宗、日莲的法华宗为代表。”[14]

  按照朱先生的看法,第二期的日本佛教,“净土宗以源信与法然为代表,禅宗以荣西与道元为代表,不同于现实肯定的天台、真言而倾向于现实否定,即离厌秽土与欣求净土或耽禅悦。这些新宗派,形式上保留着平安朝佛教的镇护国家的性质。”[15]对日本净土宗而言,其先驱者源信“是以净土思想而混合天台与真言之先行思想,实现了佛教的日本化。他的主要著作有《往生要集》三卷、《空观》一卷等。到了《往生要集》,就全然宣出以念佛为宗的宗旨,将法华思想与念佛思想混成融化了。此书强调佛教的无常观和厌世观,确立了与六道相对立的极乐世界的形象,主要内容是:离厌秽土与欣求净土,并叙述所以厌离秽土而欣求极乐净土的原因,由此引用种种经典中关于往生极乐的念佛方法。”[16]朱谦之先生在梳理了日本净土宗的思想混融化的特点之后,又指出了其思想虽然是依据印度佛教教义,不是源信的发明,“但他最突出的是与此对照,提出了西方净土=极乐的观念。极乐世界功德无量,是诸佛菩萨圣众之美妙庄严的世界。……它的净土探求,虽为其追怀慈母之故而作,可算是他的信仰的结晶,但无宁说是贵族的、有闲阶级的观念游戏,是一种病的空想,是对现实生活无力的表现。此书于‘人道’的叙述中,强调‘白骨观’等对于肉体的嫌恶,实际也只是反映贵族身份的对自己的嫌恶;要依凭易修、易行的念弥陀佛的宗教行为,正是实际生活的极度空虚的表现。”[17]将日本净土宗的早期性质判定为“贵族式”的佛教,这无疑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说法。

  朱谦之先生又指出,继源信之后专修念佛的教义的是法然(长承二年——建历二年,即1132~1212),“法然的念佛法门是受善导和源信的《往生要集》的影响,又依龙树《十住毗婆娑论》中‘若人愿作佛,心念阿弥陀,应时为现身’,乃以现身成佛为其所向的目标。”[18]法然大开念佛法门的依据是唐善导关于《无量寿经》中四十八愿之第十八愿的解说,“而将念佛的意义说尽: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不管在家、出家,有智、无智,只要一心念佛,即可出生死之家而入涅槃之域。为着信仰的热情,知识可全不要,有之反为障害,这是很彻底的‘自己骗自己’、‘自己麻醉自己’。”[19]值得指出的是,朱谦之先生的这本著作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撰写的,他的观点自然带上了时代的烙印,虽然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它的偏激之处,也许并不能让人完全认同,而且可能会引起不同的争论,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朱谦之先生能用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并归纳出了日本净土宗的特点,无疑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对第三时期时代的新佛教,朱谦之先生认为,“主要的是亲鸾的真宗、一遍上人的时宗和日莲的日莲宗(法华宗)。这些新宗教的特质,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动。”[20]封建制的确立,造成这些新宗教出生。“这时候,一方面现世的势力=作为封建地主的寺院之力强大了,他方面精神的颓废亦加深,在不平的下级僧侣之间乃有新宗教生活的愿望。由于旧社会关系的没落,在那旧社会的代表者之间,发生了末法=末世的观念。”朱谦之先生尤其指出,净土思想在这时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影响,“镰仓时代的新宗教,继承法然的亲鸾不消说了,即日莲宗也以死后的净土思想为重要因素。”[21]这时的新宗教“则更自山林而下降到民间,舍寺院而站在街头,舍僧侣的特殊阶级而走向僧俗无差别的境界,这当然更倾向于民众主义和佛教的平等观。再加以他们所倡至简极易的往生之道,最易和民众接近,而成为广大民众,尤其农民大众的宗教。同时,女人成佛的思想,也是使这新宗教民众化的重要条件。再次,这些新宗教不像平安朝佛教似的代表贵族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当时武士层的意识形态。前者倾向现世利益主义,此则转向来世主义。新宗教从贵族之末世观出发,客观地成为驰驱疆场不惜性命之武士阶级服务。”[22]

  对亲鸾(承安三年——弘长二年,即1173~1262)继承法然开绝对他力的净土真宗,朱谦之先生也做了初步的研究,认为亲鸾肉食带妻,自娶九条兼实之女,有四男三女。“‘欲侔身于田夫野叟之类’,最可见亲鸾之平民的性格。”[23] 亲鸾所著的《教行信证》,“这书固然是真宗的一代教,也可说是后学阅藏的指南车,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教的精神。”[24]这种判教精神,是就大乘之中先分顿教与渐教,更就顿教之中又有分别。净土真宗提倡的“竖”、“横”二力,“不但圣道门中有顿、渐、权、实二教,净土门亦有此二教,即以纯他力信仰往生真实报土之顿教为真实教。”[25]净土真宗将其法门归结于“誓愿一佛乘”,是绝对信仰主义的他力往生的真实教。“此誓愿一佛乘,实具往生即成佛的意义,即在他力信心决定的时候,其时已证无上正真道。总之,是‘一念发起,平生业成’……可以说尽亲鸾的信仰主义哲学。”

  此外,对这一时期证照大师一遍所建立的日本佛教时宗,朱谦之先生指出,“那也是属于净土宗而主张他力往生的一个宗派。”[26]一遍说教的特点是全依他力,所谓“放下身心,归入名号”。“虽自认为下根之一分,但其教既可不舍妻子,合于民众生活状态的幻想之要求。此宗人好游行,颇多以和歌、连歌、谣曲等著名,亦其特色。”[27]而依《法华经》开宗的日莲宗,在念佛方面亦有其特点,“日莲宗唱‘南无《妙法莲华经》’和净土宗之唱‘南无阿弥陀佛’,不过名号不同,根本均为绝对信仰主义,而何以‘念佛者无间地狱之业因也,《法华经》成佛得道之真路也,早可舍净土宗,持《法华经》,离生死,得菩提事’?这当然是极端宗派主义。”[28]

  总之,朱谦之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净土思想系的新宗教给予了很多的说明,指出了它们的思想和实践的特点,并最后给予总结;“固然镰仓时代的新佛教,均能反映一部分民众主义,如净土、往生极乐,乃至观心等说教,均带民众的虚幻的幸福的特征,但正如列宁所说,那是贱价出售升入天堂享乐的门票,如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皆如此。总之,奈良、平安以至镰仓时代日本思想的特征,一贯地是以佛教的世界观为主,陷于宗教迷信,还谈不上纯粹的哲学形式的世界观。纯粹的哲学形式的世界观的开始,则要到佛教中禅宗与儒家哲学结合的时代,即以五山禅僧为媒介而输入中国的儒家哲学之时。”[29]

  西田几多郎是当代日本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对他的哲学思想与净土真宗的关系,朱谦之先生也做了介绍和评说。他说“但出身于净土真宗之家的西田,只能一时停留在这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阶段。而且,就在第一封信的末了,也还是写着“锦衣玉食似浮云,人生百岁伪乎真”,抱着怀疑的人生态度。到了明治二十二年三月的第三封信,便态度一变,以亲鸾上人的歌咏为证,说‘诸行无常’了。”[30]朱谦之先生认为,“西田哲学以宗教的感情开始,同时也以宗教的世界观告终。”[31]“(西田)说什么‘佛陀的爱,连禽兽草木都是及到的’。又引《叹异钞》语:‘在我心中勉励往生之业,而所说的念佛,也变为自行。’然而最明显的是在《善之研究》出版之后三月所写的《愚秃亲鸾》。开头即说‘余生于真宗之家’,接着说愚秃二字是真宗所标榜的教义,同时也是宗教的本质;‘宗教之事与世之所谓学问知识无何等交涉’;‘真宗是绝对的爱,绝对的他力的宗教。例如迎接放荡儿子的父亲,不论儿子是何等的愚人,何等的罪人,弥陀都只为汝,而我愿粉骨碎身来迎接汝,这就是真宗的本旨’。西田礼赞那烟波渺茫、风静波平的亲鸾上人的胸怀,事实上也描写他自己的宗教体验的心境。因此,是年十月他竟担任真宗大谷大学讲师开讲哲学概论和伦理了。”[32]

  朱谦之先生强调:“西田哲学毕竟是站在所谓‘灵性的事实‘上,站在万叶精神与亲鸾之绝对他力宗的立场上,所以只能成其为’宗教化‘的哲学,而决不能成其为科学的哲学。”[33] 从西田哲学的社会政治及历史观来看,“则他完全受了净土真宗的影响,把日本历史及天皇制国家理想化了。”[34]朱谦之先生考察了西田思想产生的周围环境,特别从他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出发,指出了西田作为一个真宗之家的孩子最终走到信仰真宗思想的必然之路的过程。他摘录不少西田与铃木大拙等人之间关于真宗思想的讨论信件的内容,如西田说:“叫不出弥陀呼声的净土宗的世界观,可认为不是净土宗的世界观,在那样世界里从何处能请来佛的救济呢?……我想净土宗的世界,有烦恼无尽的众生便有佛的誓愿,有佛的誓愿便有众生的世界。在基督教,以此世界为裁判善恶的世界,神之意志实现的世界。而在净土宗,则认为佛之慈悲救济的世界,无限誓愿的世界。唯凡夫与佛在不对应的世界里,我人从何处求佛?从何处会有佛的呼声呢?场所的自己限定,是对于我人之个成为伟大之佛表现真挚救济的呼声。如所云汝‘自己表现’那样,在场所的论理学,内在的即超越的,因而作为其自己表现而有佛之名称出来。故我人信佛,因唱其名号而得救了。所谓观佛等语是不会有的,因为观的不可能,故唯有唱其名号而已。”[35]“在场所的论理里,个与一般无论何处也相互否定地对立着,即包含佛(noema的)与自己(noesis的)无论何处也绝对地对立着,而作为场所的自己限定,我人被摄取于弥陀的光明(Gottheit)中。否,只有于住所的场所的论理,才是真正附以净土宗教世界观的基础。但只从对立的立场,不会想到入信,将于何处生出欢喜之念了吧。若唯由于意志的努力而接近佛,那只有行之圣门的宗教了。否,不单是道德了吧。”[36]“大拙的名号的论理,都是再好没有了。净土真宗非立此不可。此可认为即我所说表现着的东西与被表现着的东西之矛盾的自己同一的立场。那是天地的根源,宗教的根源,从绝对现在之自己限定的底子听到佛的名号”[37]等等,指出“西田在讨论净土真宗的思想体系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逐渐更与净土真宗相接近。他完全倾倒于从惠心之天真独朗的观法以至于亲鸾的传承”[38]所以“西田越到后来,越将人间的根本看做罪恶深重,烦恼炽盛,因之也就越发倾向于净土真宗。”[39]

  对西田美化真宗,将真宗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朱谦之先生给予深刻的批判。如西田说:“我认为从来日本精神较之理更以事为其特征。例如,由传教传来的天台宗,是富于理论的宗教,但那惠心的天真独朗的观法便成易行的了。在彼可说较之理更向于事,而且从此遂发生如亲鸾的净土真宗那样极端日本的宗教了。日本文化的重心,从理、事一致至事、理一致,更毋宁认为事事无碍。例如,日本佛教传入时,所传是华严、天台那样理智的宗教、烦琐哲学的宗教,但那是渐渐简单化了、实践化了,从理而向于事。传教的天台,至源信已经大大地易行化、实践化了。一心三观成体验的,以天真独朗之一语来表示,这个方向成为法然、亲鸾的净土教,到亲鸾更发展为独创的日本的宗教了。”[40]“日本佛教在亲鸾圣人所说无义为义、自然法尔里面,可认为有日本精神的是所谓现实即绝对、绝对的否定即肯定。”[41]“佛教从来认为是非国家的。可是铃木大拙引用了《大无量寿经》(四一)的‘此会四众,一时悉见,彼见此土,亦复如是’等语。和在此土里以释尊为中心的会众得见净土似的,由彼土的会众得见此土。娑婆映净土,净土映娑婆,明镜相照。在这里可以说指示着净土与娑婆的联贯性或一如性。我以为从此可以考虑到净土真宗化的国家这个东西,所谓国家,应于此土反映净土。”[42]等等,朱谦之先生指出,“西田不但站在净土真宗的立场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辩护,而且更积极地把净土与日本国土相联系,高唱其反动的日本的国家至上主义。”[43]“西田的‘娑婆映极乐’的宗教化的历史哲学,结果认为只有天皇制国家的帝国主义才是日本形成的原理,即世界形成的原理。”[44]可见,“西田哲学跟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越到后来越趋向反动。天皇制,即以天皇与其宫廷,军事、行政官僚、贵族、寄生的土地所有者及独占资本家的结合体为根柢的,西田哲学则正是拥护天皇制的一种哲学。”[45]今天我们回想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侵略中国,真宗僧侣随军助虐,在中国传教,朱谦之先生的分析并不是不无道理的了。

  朱谦之先生对三木清(明治三十年——昭和二十年,即1897~1945)与净土真宗的关系也做了研究。三木自称自己在中学时就“变为哲学志愿者了”,但朱谦之先生指出:“其实,他那时与其谓为向望哲学,不如说是倾向宗教。”[46]因为“那时候主要是读宗教的书,读了基督教的书、佛教的书,读了日莲宗,又读真宗的书,又禅宗的书也读了。在这样沉潜于一种宗教的气氛之中感着安慰。宗教书中尤其耽读的是净土真宗的经典,如近角常观的《叹异钞讲义》之类。”[47]又因为三木与西田一样,都是出生于真宗家庭,三木自述云:“原来,我育于真宗之家,又记得常听到祖父母或父母诵《正信偈》、《御文章》等,并命自己照样在佛坛前诵读。读这些经,是我那地方的基础教育之一。这就是小孩时候所受的影响吧。青年时代没有别的,最惹我心的是真宗,因此直到现在还是这样。”[48]他甚至说:“想着我今后的着落,结局是净土真宗吧”。[49]可以说,日本的哲学家受到传统的家庭宗教信仰的烙印很深,这也正是朱谦之先生研究日本净土真宗人物思想的入门手之处,从三木的自述里朱谦之先生就得出了结论,认为这就“怪不得三木晚年的遗稿《亲鸾》竟那样倾倒于亲鸾上人了。虽然如此,在学校的环境里,宗教的位置还是用哲学来代替的,所以在当三年生的时候,他也决心倾向于哲学。在哲学之中,最受影响的是西田几多郎的《善之研究》,同时并不忘情于宗教。”[50]所以“三木哲学是西田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不是越到晚年而越发明白了吗?如果明了西田哲学是以‘无‘的论理为基调的东方型的宗教哲学,那末和西田同出于净土真宗之家的三木哲学,其晚年提倡以’无形之形’的思想为主体的《构想力的论理》,并写作遗稿《亲鸾》,便一点也不足为异了。”[51]朱谦之先生还指出了三木哲学的归宿,这就是:“尤其惹人注目,当三木摸索着‘构想力的伦理’的发展可能性时,也就展开了走向亲鸾的道路。遗稿《亲鸾》,礼赞亲鸾一生活动是真实之教、真实之行、真实之信、真实之证!三木的‘不安的哲学’,终究只能在神秘的、宗教的、非科学的信仰里得到最后的‘大解脱’。”[52]

  此外,朱谦之先生对日本的禅宗研究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日本禅宗与中国禅宗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

  5. 景教研究

  1949年朱谦之先生自述在中大期间,“我的著作属于这方面最重要的只有《中国思想对于欧洲之影响》(商务印书馆)一书,次重要的有《扶桑国考证》(商务印书馆),前者讨论中国哲学文化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时代的影响,后者讨论哥仑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解放以后,朱先生进了北京,因工作需要,他的学术兴趣转向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尤其是日本哲学、佛教和中国基督教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我国在东方哲学和宗教学方面的拓荒者之一。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朱先生晚年所作的最重要的景教研究成果作一简单的评介。

  朱谦之与基督教的因缘始于中学时期。17岁时,他在基督教会办的格致书院专修英文,常常批评基督教教义,著《宗教废绝论》。以后他在做哲学研究,特别是西方哲学文化的研究时,对基督教及其神学有了更多的认识,意识到神学在历史文化阶段里的重要性和在哲学史及科学史的作用。其所著的《文化哲学》一书中指出,西洋的宗教“是从世界大宗教发生地的东方来的。”(第203页)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中对耶稣会的历史性质和传教士来华的动机、经过及其作用等做了详尽的分析。调入宗教所后,因要指导一位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生,朱先生开始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搜集了许多景教史资料,撰成《中国景教》(原名《唐景教碑新探——中国早期基督教研究之一》)一书。

  《中国景教》是朱谦之晚年写作的最后一部著作。此书在正式出版前,曾印成铅字本,在学术界内流传。1993年才正式出版。

  景教是中世纪基督教东方派一支,也称聂斯托尔派,西方天主教会将其判为异端。7世纪中叶,景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受到唐太宗、高宗和玄宗等5位皇帝的欣赏,因之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达到了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旺阶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内地传播了200年后至会昌武宗灭佛时也遭到了禁绝,直至元朝时(11~12世纪)又卷土重来。17世纪《大秦景教碑》在西安出土,对景教的研究随即展开。国内外学界有不少人参与了此项工作,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和文献达数十种。朱先生的著作就是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工作。我们翻开此书,不难发现,所有的重要研究成果都被朱先生借鉴,在许多重要的关键问题上,他都进行了鉴定、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因此,为进一步厘清研究障碍和发扬前人研究成果,汇集众人的智慧起了重要作用。朱先生凭借深厚的文史功底,全面地、完整地论述了景教的起源、发展,和在中国的传入及传播情况。所援引的材料极为丰富,既有国内外保存的原始文献,特别是敦煌新出土的资料,又包括了近百年来诸家的研究成果和种种的甚至矛盾的观点,因之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全书共11章,约20万字。目录中每章和各节的标题提示了全文的内容,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书后附录的景教碑文和参考书目有利于读者和学者做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朱先生指出,景教的基本文献多用叙利亚语写成,大约有150部左右。西方罗马教廷也保存了一些景教文献,约256种。但是罗马教会视景教为异端,于是对景教文献进行删削和焚毁,现在所保存下来的都是“在罗马教廷严格的检查制度之下,经过了相当的删削和订正。”近代欧美学者虽然在过去景教流行地曾搜求到几本文献,但可供学者研究的严格意义的景教原始文献实际上是不多的,而且就是仅有的文献尚还不能作为绝对可靠的资料加以引用,因为它们毕竟大多数都受到了罗马教廷的折查或“订正”。但是,在本世纪初我国敦煌发现的经卷中曾记载了“大秦本教经五百三十部”,即景教的经典有530部之多。这个数目已经超出了西方学者竭尽全力所整理出来的景教文献目录总数。所以敦煌的景教资料“无疑是表示了当时景教文献之全部最大的数字而言。”又据文献所载,这批资料在唐贞观九年(635)时就已译出了30余部。这一时期,景教徒在西亚地区正受到刚刚崛起的伊斯兰势力的打击,被迫到处逃亡。加之西方教廷对他们的歧视,遂使14世纪以前的景教文献“几皆不传于现在”。敦煌发现的有关景教的资料文献可弥补西方学者感到不足的缺憾,所以“在景教文献中提供最丰富资料的,还是汉文景教文献的新旧发现。”被朱先生称为“无疑是全世界无可比拟之最重要的景教文献”的《大秦景教碑》就是“具有最特殊的意义的”。景教碑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是了景教在中国的情况,表明了基督教传入中国这一伟大意义和具体史实,而且还涉及了景教教义、历史、地理、人物、思想等有关方面的情况,朱先生因此将其作为全书的重点,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作了详细的分析。

  中国是一历史大国,并且有着完整的连续历史记载,因之在研究世界宗教中引用汉文资料,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可以确定一些宗教的时限。虽然在汉文资料里有的受到传统中国宗教文化的影响,一些译文或撰述,特别是某些名词的翻译引用受到了“汉化”,但这并不能代表资料本身的不可靠。只是表明了中国人的理解而已。曾经有人认为,搞古代外国宗教的研究必须用第一手资料,例如研究佛教,一定要用梵文资料,否则就是“胆大妄为之人”,可是如果没有大量的汉传佛典作基础,印度佛教的研究又何以能深入?既便是说这种话的人,在撰写佛教文章中也大量地引述了汉译佛典。所以,汉文资料是有价值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古代世界大部分宗教绝对离不开它。今天我们正在弘扬传统文化,发掘整理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需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宗教研究理论和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充分挖掘和利用汉文资料无疑是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景教》给我们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中国景教》出版后,专家评价很高。任继愈先生说:“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第一次在唐朝,第二次在明朝,第三次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三次传入,只有第三次取得成功,前二次都未能扎下根来。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中外学者,对鸦片战争以后第三次传入著作成果较多,资料也丰富。研究第二次传入中国的著作,相对来说虽较少,但成绩也较明显。唯有对第一次传入,国内研究者很少。在西方,传入中国的这一派属于聂斯脱利派,仅属于一个分支,传入后与中国的固有宗教思想相协调,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在全国建立寺院,收纳教徒,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唐武宗会昌灭佛,其它宗教也遭到打击,如波斯祆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均遭禁止。关于景教(基督教)的资料,中国保存的本来不多,又加上年代久远,湮没、流失,收集的难度更大。朱谦之先生精通中西文化交流史。他著作等身,其中传世之作多属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著作。多年前撰成的《中国景教》一书,取材宏富,考订精详,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是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专著。这部书既利用西方学者的成果,又发挥了中国学者独特的资料优势,因而论断比较公允,科学性强。”黄心川先生指出:“景教初传我国,所译经典很多附入佛经内,以“贝叶梵音”的形式受到中国人的认可。译经的词汇或术语,也广泛地采用了佛教、道教,说明了外来的文化和宗教始终要以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为载体,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况,否则便难于生存下来。《中国景教》抓住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大秦景教碑”的汉文资料为研究的中心,以此展开对景教作全面的研究,从对景教思想教义的分析到历史逻辑的演绎,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朱先生擅长于吸收国内外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他的著述在学术界往往具有前瞻性的特点。所以此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本世纪中国大陆景教研究著述最新、资料最丰、研究最深、篇幅最多的一部早期中国基督教史的专著。“汤一介教授认为:“《中国景教》一书以内容详实、分析独到、信息量大为特色。外国学者研究景教,多侧重于史论,中国学者研究多注重考证。因此能在一书中既吸收外国学者所研究之成果,又取中国学者之长,这在《中国景教》一书中反映出来。此书除了资料丰富外,还附有世界各国的研究书目,以及当代中国学者研究论文目录,并配有数十幅图片,图文并茂也是另一大特色。我认为景教的研究不是走到了尽头,而是刚刚开始。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研究景教无疑有世界性的意义。景教又是中国传统宗教的组成部分,若要全面体现中国宗教历史的特点、形态的演变,没有这部分研究,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景教的研究在当今中国非常需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吕大吉研究员说:“我们从《中国景教》中,可以再次体会到朱先生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广博的知识、丰富的资料、缜密的考证、精细的分析。与朱先生早年论著比较,这部著作仍和过去一样,资料务求详实,在分析中不时迸发出新奇的思想,但作出的结论较之过去更为平实,这是朱先生晚年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上更臻成熟的标志。本书无疑是我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景教史最有成就的一部著作。近年来,我国的宗教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发展,人材辈出,佳作不断,获得学术界好评。人们公认,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宗教学是发展较快,成果较多的一门学科。但应该承认,如果与《中国景教》这样一部具有深厚文史功底,长于义理,精于考据的学术著作比较起来,我们这些年的著作,大多属于知识介绍性或概论性者一类,在功底与火候方面,逊色多矣。……《中国景教》出版问世,其意义当不限于中国景教研究的本身,它无疑会给我们年轻一代宗教研究者许多宝贵的启示,推动我们努力学习朱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提高我们的学术功力,把我国的宗教学术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水平。”牟钟鉴教授说:“《中国景教》是中国第一流大学问家的上乘作品。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只有若干论文或知识性介绍,最好的也不过是片断性的研究成果。朱先生是中外交通史的著名专家,兼通数种外语,又对国际学术信息相当了解,因此能够写出一部超出前人,在景教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为了探讨景教的起源,作者考察了早期罗马基督教派;为了叙述景教的东渐,作者考察波斯和印度的景教;为了说明景教在中国的流行,作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考察了有关中国社会背景;为了阐明景教碑的思想,作者考察了摩尼教、祆教、佛教、道教和儒学对景教的影响;为了完整地叙述景教的后期演变,作者考察了唐以后景教在西北边疆的存留及元代景教的复兴,可以说这部书是利玛窦传教以前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史,它不仅填补了中国宗教史的空白,对于欧亚基督教史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的价值,同时也为朱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我认为各位专家学者的评价是公允的,没有夸大。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部书对学术界的影响。从1957年到1993年间,国内涉及景教研究一共有31篇论文和6部著作。本书出版后到现在为止的短短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发表论文30篇以上,著作一部,此外韩国学者也写出著作一部。从这两组相差不大的数字,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中国景教》的正式出版,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景教研究的深入,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个研究景教的高潮,而且从这些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凡写景教的文章或著作,不得不参考《中国景教》,由是说明了这部著作的确“是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专著”,它的研究“不是走到了尽头,而是刚刚开始”,说它是一部“在景教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一点都不过分!

  三、著作新版

  朱谦之先生长期在大学教书,桃李满天下,但是他留给后人最多的财富还是宏富的著述。据不完全统计,他生前撰述了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余篇。这些著述,许多方面有独到之处,新意不绝,建树颇丰,在国内外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出版界对学术著作出版了不少,其中不少是国学大师的著作。我作为朱谦之先生著作版权代理,不敢说朱先生恭忝在内,但是仅从改革开放以来,他的遗作或重版或新版已达17部之多,目录如下:

  1.《世界观转变——七十自述》,1980年三联书店《中国哲学》第3—6辑。

  2.《中国音乐文学史》, 1989年北京大学重版。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59文学类影印出版。

  3.《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3哲学、

  宗教类影印出版。

  4.《老子校释》1986年、1997年中华书局。

  5.《关于孔子的大同思想》,载《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齐鲁书社,1987年。

  6.《新编朱舜水集》,1981年中华书局。

  7.《历史哲学》1991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影印出版。

  8.《文化哲学》1990年商务印书馆重版。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39文化、教育、体育类影印出版。

  9.《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5哲学、宗教类影印出版。

  10.《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日本的朱子学》2000年人民出版社。

  12.《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2000年人民出版社。

  13.《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佛学研究》1996年刊,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4.《中国景教 》1992年东方出版社。1997年人民出版社。

  15.《中国禅学思想史》日本忽滑谷骨快天著,朱谦之译,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6.《韩国禅教史》日本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7.《谦之文存》1992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86。

  18.《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老子史料学》《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20.《中国人的周易》《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3期。

  我敢说这些著作的出版,决没有任何“炒作”的行为,它们都是在人们慧眼下挑选出来的,在出版单位看好之后再出版的。这些著作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它们至今仍是学术界的经典,没有被后人超越,并被学者大量引用或研究。在他的一生中,他写的《革命哲学》、《无元哲学》、《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研究“五四”思潮的代表作和基本资料。郭沫若曾为《革命哲学》作序。他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特色的哲学读物。《文化哲学》中谈到了“将来的哲学,应该是文化史的哲学,换言之,即为文化哲学。”这个观点已经为现代的研究所证实,目前在世界的研究中,强调人文因素,正在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其《老子校释》因搜集版本之丰而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最佳的研究著作。而《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日本哲学的典范,受到了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特别是他用40年功夫不断修改撰写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是中西方哲学思想交流的代表作,哲学界的赞扬声不绝。他写的《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中国音乐文学史》是音乐文学史研究的开山作。《扶桑国考》和《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最早提出了南美大陆与中国有联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世界几个国家通讯社都转载了他的文章或者发布了摘要与消息。《中国景教》已如前述。

  值得指出的是,在朱谦之先生逝世30周年之际,10卷本《朱谦之文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2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了《朱谦之文集》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朱谦之先生的夫人、94岁的何绛云女士及亲属出席座谈会,朱先生生前友好及同事、学生任继愈、黄心川、杜继文、孔繁、戴康生、杨曾文、楼宇烈和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等30多位学界人士参加会议。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阙国虬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学者们对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这部文集的眼光和举措表示十分赞赏。在京各大新闻媒体和中央教育电视台等有关单位的记者也出席了首发式。此次出版的《朱谦之文集》共10卷,精装大16开本,计900万字,其中第一卷主要收集了生平自述、社会、政治方面的著述,第二卷收集了朱先生早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史学研究和中国音乐文学研究以及南方文化研究的专著,第三、四卷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五卷为历史哲学研究,第六卷为现代史学和文化学的研究,第七卷收集了比较文化个案、中外文化交流、宗教学的研究著作,第八卷为日本哲学的研究,第九卷收集了日本哲学史撰述与韩国禅教史方面的译作,第十卷为中国禅学思想史的译著。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朱谦之先生的思想历程、生平业绩以及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2004年,中山大学庆祝建校八十周年,朱谦之先生的著作被纳入“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哲学系主任黎红雷先生亲自编选《朱谦之纪念文集》,黎先生对朱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朱谦之先生是中山大学人文学科优秀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之一”,这无疑是合乎事实的。

  当前国学热起来了,国学大师一个接一个的涌现,不仅有死去多年的,还有仍然在世的。但是我要说一个已经离开人世多年的学者,他的著作在身后还能有这么多本得到人们的青睐,这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是有慧识眼光的,看来只要是智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朱谦之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不知道,不过他能在身后的20年间出版了这么多的著作,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也许还得应了那句老话,“事实胜于雄辨”。

  四、人格风范

  很多人在谈到朱谦之先生时,除了对他的学术成就表示崇敬之外,还特别强调他的为人品格。与朱先生相处过的人对朱先生总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双眼炯炯有神,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正直坦诚,为人宽厚,情纯心善,且具有童心。

  朱谦之先生在晚年自叙诗里写道:“老年治学在京华,犊情万卷东方学,落纸前言海市霞,今日居然深惋惜,著书哪比植桑麻。”道出了他对学术的挚爱和艰辛。他的读书狂早就有名。早在上大学年代,北大就传出佳话。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曾对人说:“北大图书馆的书,被朱谦之看过三分之二了,再过一个月,将被他看完,他若再来借书,用什么应付呢?”为读书,他甚至被误锁在图书馆里。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是每日有暇必往图书馆,从早到晚忙于看书、抄书。东京的书市,他是常客,生活再苦,也不惜把好书用重金买下。有时因仅有一套外衣送洗无法外出,就在宿舍闭门读书。朱先生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早上4点闻鸡声而起,埋头写作,到8点钟时才吃早饭,然后又开始工作,晚饭后始辍笔。他下笔极快,一两万字的文章经常一气呵成。有人说他用笔千言,如江河倾泻,素不注意词章修饰,这是一种误解。试看他所写的《老子校释》序言,其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殷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他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善于用脑和手,每读一书,必不停地用朱笔圈点和摘录,重点段落和空白处上往往都有眉批,记有心得与评议。在着手做课题研究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的书目。凡是他的著作,后面附录的参考书均为当时他所能见到的,既使不是穷尽,也是八九不离十。学者指出,他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就有190处引文和注释,可见搜集之多和用力之勤。笔者曾经读到他生前读过的一些书,以及整理他的著作,见到先生用红笔在空白处填满了批注,有时因字太小或太草,辨认非常不易。先生为了搜集写作的有关资料,可谓不遗余力,至今笔者手中珍藏的先生搜集的关于中国人到美洲的世界各地的资料剪报,厚厚一大本,有各种文字,出处清楚,批语遍布各处。他用于写作《中国景教》时作的书目笔记厚厚一本。就是他在“文革”时期向组织交待的“材料”,第一稿也是改的满天花,经过几稿之后,才最后定型,恭整抄出。

  朱谦之先生敬业心极强,将写作思考视为生命,学术是他的根本生命。他每天都有自己的读书和工作计划,事不毕,不成眠,有时白天思考问题,半夜梦醒,立刻起床伏案执笔。一但写完一本著作,高兴忘怀。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乡下写书,每逢碰到出外躲避敌人飞机时,他不带别的,只把自己的书稿带上,为此他专门做了一个背带,用来放书稿之用。有一次他回中大分校,路上碰到土匪,他扔下行李,只将书稿带在身上。在北大时,东方哲学教研室同志经常每周在他家中开会,讨论工作,他总是高兴地拿出稿纸,喜悦地告诉今晨又写了多少字,“像个小学生完成了作业那样的高兴。”

  朱先生生前拥有门类广泛的各种书籍,一共三万余册,堆了两间房屋。凡到他家里去过的人,都为他的藏书而感到惊叹!这些书有几个特点,一是大部头书也有,小薄的册子也有。例如他收藏有一套佛教频伽藏,像商务印书馆的知识性小册子,同样也被他收藏。二是他的书内容广泛。不管是专业书,还是一般的小说,他都有收藏,记得小时候在他家里看到几十种明清小说,以后稍长一点,又在他家里看到各种古人诗集和戏剧脚本,此外,在他所收藏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文书,由于先生他通晓英、法、德、日等多种外国文字,对国外的学术动态十分注意,所以能够尽快地吸收和消化国外的研究成果,步趋世界学术研究的潮流和开拓国内研究的新领域,充分体现了时代感。他的国学底子深厚,对我国的经史子集都有一定的了解或研究,所以我国古代的大部分著作,他都有收藏。1941年中大换了许崇清校长,文学院长谢扶雅也因学生反对而去职,许崇清拟请朱先生做文学院长,先生不愿意,因辞获免,继任校长是天文学家张云教授,再次相邀先生任院长。朱先生为了向张云校长表明心意,乃以旧藏清初天文学家杨光先所著《不得已》一书与之,以明不得已之意。笔者还在他家里读到了关于陶瓷制作的小册子,足以说明他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深厚功力都是来自于广泛读书和丰富藏书。三是他收藏的书系门类齐全、系统。朱先生逝世后,他的藏书一部分送给了广西的一所学校,一部分送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有一部分卖给中国书店。留在宗教所的书,均为一些与宗教有关以及日本哲学的专业书,其中关于日本哲学的著作,是我国这方面收藏最丰的一处。由中国书店收购的书,当时总价值计人民币6000余元,其中一套大藏经仅卖了500元,今天已经市值6万元以上,所以先生生前拥有书籍的价值远不是可以用人民币来估价的。

  为人正直,胸襟坦白,待人诚恳是朱先生做人的最大特点。他一生中同许多名人有过交往,其中既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社会名流,还有著名学者,以及后来倒了霉运的人。但他却淡泊于名利,宁静而致远,一心做学问,从不附炎趋势。1948年区蒋介石到广州,接见中山大学教授,他不参加。有的朋友曾经受过他的恩惠,发迹以后,他不再与其来往,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人格尊严。在他的朋友中,与他一直交往不断,友谊长达半个世纪的是至交梁漱溟先生,既使梁先生坎坷,他也不歧视,仍然与其往来,谈学论道,相互交心。朱先生逝世后,梁漱溟先生在日记中作了追思,感受跃于纸,哀于心!“文化大革命”中,朱先生写了份材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是特字号党员,任过书记之类的职务。当时宣传队和专案组也吃了一惊,特字号党员,闻所未闻,自然要立案,成了一件大事,派人去广州查档外调核实,后来弄明白了,朱先生时任中大文学院长,校长邹鲁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一次把校内院系主任和知名教授找来,会上要大家集体签名入党,并委任为院系分部的书记之类职务。朱先生跑脱不了,签了名就算成了国民党员,而且按国民党的说法,只要是中央委员以上的人介绍入党,就是特字号党员。朱先生虽然挂名国民党,但他对政治不关心,又从未召开过任何会议和参加过活动。后来专案组找朱先生谈话,认为此事可以不提,不必签字做结论。但朱先生却坦荡地说,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一件事,我从未做过坏事和亏心事,没什么可怕的,我愿对事实负责,还是签了字。关于这件事,他写的“交待材料”云:“代现校长萧冠英有强迫全校教员集体入国民党以便榨取党费之举,我被迫不能不填表,但在表里写明不愿参加。但在抗战期间,愿为宣传抗战文化而努力。那时我主观上不认自己是国民党员,但客观上因为填了表,且在薪水中被扣过一、两月的党费,他们也就把你看做党员了吧。(事实如此,可见主客观是分不开的),萧冠英即因此被进步师生赶走。”

  更让人感动的是,在中大期间,他正值壮年,下定决心要对南方文化有所贡献,因而集中精力,不作校外活动,不兼课,努力培养学生,铸就人才。他培养的学生,后来或任教授或系主任,或中学校长,成为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写“交待材料”,认为“(这些学生)由于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不能不犯这个或那个错误,虽情况不明,大概如此。这当然和我过去不谈政治走专家路线的影响有关。……也毒害了当时青年。”几十年前的事情,他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虽然并不能起到什么效果,但我们可以看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为人做事的刚正和人格的尊严。所以说他“学问认认真真,做人清清白白,刚正不阿,心胸宽大。”此言不虚也。

  朱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人才,是一位谦和的、忠厚的长者,诲人不倦的导师。在北大上学时,他住在“学旅”(一元钱一晚的学生旅社),晚上10点熄灯,但他要学习到深夜,只好用煤油灯。无钱买煤油时,就躺在床上思考学术问题,从不向人借贷,穷且益坚,不贪不苟,引以自豪。在中大任教时,他对学生关怀信任,唯恐怀才不遇,凡发现优秀青年或有专长同学时,把名字记在上面,以免遗漏,并说“有才而无德,其才不可用“。他特设“谦之学术奖金”,并亲拟应试专题。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常常走访学生,关心他们的生活,体察他们的苦乐。学生请教他时,有问必答,耐心教导,学生以“诲人不倦”四个大字的锦旗相赠。解放后,先生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曾指导过捷克学生鲍格洛(TimotrusPokora)两年,研究《桓谭新论》,回国后鲍格洛常常给朱先生写信,把他的著作寄给先生,其中两篇还是介绍朱先生的《老子校释》和《李贽——16世纪反封建思想家》的文章。另一个是朝鲜人郑圣哲,研究题目是《程朱学对于朝鲜的影响》,回国后曾把他与人合写的《朝鲜哲学史》的朝鲜文版和日译版两种送给朱先生,并每年都有贺年片寄给老师。郑圣哲后来当了朝鲜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朱先生在主持东方哲学教研组工作期间,满腔热情,精心指导青年教师,先后开出日本哲学史、印度哲学史和阿拉伯哲学史课。著名学者金宜久先生和戴康生先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开阿拉伯哲学史课,朱先生手把手,开出详细书目,把他有关的藏书拿出来供两位阅读,时常讲解要点,解答疑惑,给他们鼓劲。1990年代以后,笔者与金先生和戴先生谈起这件事情,他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感激不尽。戴先生特意说道,这些书在几十年后仍是我们要读到的必读书。王亚南先生曾这样评价朱先生:“至若就其(笔者按,指朱先生)研究的态度讲,我们在几年同事当中,每次见面必争论,每次争论必达到面亦耳热的程度,结局,他总会给你满意地说:‘你所讲的很对’,但他这样讲的时候,言外决不忘记也给他自己满意的表示:‘你所讲的也很对。’这就是说:绝对尊重他人的意见,同时也绝对坚持自己的意见。”朱先生的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被友人称为是“为生活而学问的态度”。

  1972年朱先生逝世,据朱先生夫人何绛云女士回忆,他的逝世是凄凉的。早在1970年起,朱先生就因脑溢血患半身不遂症,住进医院。由于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受不到照顾,送他到医院,都是由同事背去。1971年5月30日朱先生病危,血色素只有4克。需要输血,但是需要开证明证实病人无政治问题才能输血,虽经抢救过来,但病仍不能得到很好地治疗。1972年7月,朱先生再次发病,医院拒绝输血,当时同事曾找到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请他帮忙说话,因为郭沫若曾与朱先生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相聚,朱先生的《革命哲学》一书的序就是由郭沫若写的。但是未能如愿,最终在1972年7月23日离世。学术界从此失去了一位大家!

  五、结语

  朱谦之先生用深邃的智慧构筑了精密的学术殿堂。他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为纯洁的学术论坛增添了一块丰产的沃土,改写了中国学术史的新篇章。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在于他生前人们怎样论说,而是盖棺定论,更重要的是看他身后是否仍然受到人们的怀念与重视,以上悄悄重版或新版的十几本著作,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试问本世纪有成千上万的学者大师,有多少人在身后还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朱谦之做到了!

  笔者有个心愿,由来以久。出于两代人的交往,我觉得更有责任、更有必要写一篇纪念朱先生的文章,因为人们现在对他太不了解了,以至于真有些陌生。当与人谈到朱谦之的名字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一但进入正题,又不能回答出来什么。记得小时候,随父亲到朱先生家里,先生放下手中的活,和谒地笑着跟我谈话,问这问那,正是从这时我开始接触到朱先生,以至于后来影响了我的成长。以后再有机会到先生家里,只感到满屋都是书,多的让人崇敬,虽然有亲近想看的欲望,但是确实看不懂,那就好奇满足地摸一摸吧!也许现在我经常买书的习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受到影响或启蒙的吧。及至再长,中国大地开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先生这时已经身体不行了,休息在家,没有参加活动,只是有时到单位去报个到,见到我时,摸摸我的头,笑一笑说两句话。后来我随着历史的洪流,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边上的一个村子种地,再被招工到工厂,当一名工人,虽然每年有探亲假回家,但是这时朱先生已经离开人世。

  我每年回家探亲,因为家里地方小,住不下,我就住到朱奶奶家里堆书的房间,虽然一些好书或值钱的书都被送走或卖掉了,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书堆在那里,于是我随时便翻翻,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有时也翻箱倒柜找一找,总也能找到一些可以看的书。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是朱先生的著作。出于学习和工作的需要,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先生的著作,也越来越认识到到先生的伟大学术成就和博大精深的学问,以及深邃的思想和他的高尚的人格,特别是近十年来作为朱先生的版权代理人,负责整理和出版他的著作,更加感到确有宣传先生的必要,不要让原本是金子的成就给埋没在故纸堆里。为此,我在一些报刊上撰文介绍朱先生,编纂他的著作目录,并且参与了召开纪念朱先生会议的筹备工作,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

  朱先生著作等身,学问广泛,对他的著作,要在一篇文章中将朱先生全部完整地介绍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朱先生在中山大学工作20年,任史学系主任10年,文学院长和哲学系主任数年,但是遗憾的是,对于他在中大的贡献,就连中大的人也不知道多少,为了朱先生的纪念会,我曾与中大历史系联系,对方回答只知他曾做过系主任,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了。才过去半个世纪,就这么快让人遗忘了,岂不是先生的悲哀!

  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丰厚的,启迪是深远的,我们学习朱先生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在纪念会上,卓新平先生指出:“我们纪念朱谦之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以学术研究为主,以著述写作为乐的精神,对我们人文学者而言,为学不仅是一种职业生涯,而且是一种人生追求,我们钻研于其中,人生的乐趣、感情也在其中。人文研究乃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和精神温床,它需要其民族的知识精英去忘我地追求,全身心地投入。正是在朱谦之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这种境界的生动体现,我们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表述也有了更深刻地认识。

  “我们纪念朱谦之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深思精索,谨慎下笔’的为学态度。研究工作需要一定的学术积淀和知识积累,尤其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各种语言知识的训练、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坐得住、沉得下去,有耐心、有毅力,坚持数十年如一日,正如我院学界前辈所提倡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只有坚持这种为学态度,锲而不舍,才可能出学术精品,成学问大家。

  “我们纪念朱谦之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博学多闻,涉猎广泛的学者风范。社会科学、人文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进行跨学科的探讨,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我们都能得到启迪,开发智力,有着方法论上的收获,并达到触类旁通之效。常言道,‘为学有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学问上的博大与精深乃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有机的融合与会通。因此我们应提倡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应一专多能,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树业有专攻,而应打破隔行如隔山之虑,加强横向交流,展开学术沟通与对话,朝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一理想境界迈进。

  “我们纪念学习朱谦之先生,也是希望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风、高尚人品、渊博学识能在我们中青年学者中得以继承、发扬和流传,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得以延缓、得以发展,使我们研究所的学术气氛更浓,求学精神更高、学术成就更多。”

  参考资料

  1. 朱谦之《中大廿年——四十自述》,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1946年。

  2. 朱谦之《中大廿年》,1969年手写稿。

  3. 朱谦之《比较文化论集序》1949 年手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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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于光《智者是不会被人忘记的——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一期。

  11. 张国义《朱谦之先生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

  12. 戴康生《纪念朱谦之》,纪念朱谦之诞辰百年纪念会发言,手写稿。1999年10月15日。

  13. 卓新平《纪念朱谦之》,纪念朱谦之诞辰百年纪念会发言,手写稿,199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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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培宽《朱谦之与梁漱溟的半个世纪友谊》,《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一期。

  [1]朱谦之:《现代思潮批评》,中国杂志社1920年版,第72页。

  [2]朱谦之:《现代思潮批评》,中国杂志社1920年版,第73页。

  [3]《北京大学学生月刊》第13号。

  [4]朱谦之:《无元哲学》,泰东图书局1922年lO月版,第19页。

  [5]朱谦之:《七十自述》(一),《中国哲学》第3辑。

  [6]朱谦之、杨没累:《虚无主义者的再生》,《民铎》4卷4号。

  [7]《周易哲学》,第52页,上海启智书局1935年版。

  [8]朱谦之:《革命哲学》,泰东书局1927年版,第29页。

  [9]朱谦之:《历史哲学》,l:海泰东私局1926年版,第1页。

  [10]上海民智书局1933 年版。

  [11]商务印忙馆1936年版。

  [12]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

  [13]《日本哲学史》第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

  [14]《日本哲学史》第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5]《日本哲学史》第1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6]《日本哲学史》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7]《日本哲学史》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8]《日本哲学史》第16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9]《日本哲学史》第16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0]《日本哲学史》第1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1]《日本哲学史》第1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2]《日本哲学史》第1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3]《日本哲学史》第2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4]《日本哲学史》第2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5]《日本哲学史》第2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6]《日本哲学史》第2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7]《日本哲学史》第22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8]《日本哲学史》第2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9]《日本哲学史》第24—25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0]《日本哲学史》第32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1]《日本哲学史》第322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2]《日本哲学史》第322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3]《日本哲学史》第32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4]《日本哲学史》第33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5]《日本哲学史》第33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6]《日本哲学史》第33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7]《日本哲学史》第33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8]《日本哲学史》第33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9]《日本哲学史》第33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0] 《日本哲学史》第338—33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1]《日本哲学史》第33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2] 《日本哲学史》第33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3]《日本哲学史》第339—34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4]《日本哲学史》第34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5]《日本哲学史》第342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6]《日本哲学史》第35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7]《日本哲学史》第35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8]《日本哲学史》第35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49]《日本哲学史》第35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0]《日本哲学史》第35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1]《日本哲学史》第36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2]《日本哲学史》第38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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