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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 \资料图片

　　上周末离港两天，到广州增城仙村出席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第三期饶学研修班开学典礼。几个月前来参加另一项活动时，附近村路正在展开拓宽工程，到处在施工，现在一座富有岭南特色的荔枝小镇已初具规模，一条宽敞大道经过皇朝御苑酒店门口、荔枝博物馆，大道两旁部分废旧厂房正在展开活化工程，从酒店步行到古色古香的饶学研究院，仅需大约六至八分钟。昨晚一场大雨，日间暑气不再逼人，饶研院周围绿草成茵，绿叶婆娑，刚刚逃离充斥政治噪音的香港，此际仿若置身世外桃源。

　　此行不完全是度假，饶研院执行院长陈伟武教授交代任务，因为有一位教授临时有事不能来上课，让我“顶班”讲一课，题目由我自己定。所谓救场如救火，我没有多想就一口答应。

　　中山大学饶学研究院于四年前成立，由中山大学、广州增城区政府和广州饶宗颐学术艺术馆联合主办，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兼任院长，饶研院设有专项研究基金，鼓励青年学者开展饶学和国学相关课题研究，自二○一七年开始在每年暑假举办饶学研修班，本期研修班的主题是“饶宗颐学术名著导读”，近三十名学员分别来自清华、北大、复旦、南开、浙大、北师大、中国社科院、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内地著名高校古典文献学、古文字学等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还有几位是高校的青年教师，主讲导师阵容包括：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曾宪通教授、陈伟武教授、香港大学前副校长李焯芬教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邓伟雄博士，还有林伦伦教授、黄挺教授、彭玉平教授，都是鼎鼎大名的学者。老实说，我连给这些教授当研究生的资格都没有，也没有认真研读过几本饶公的学术著作，好在伟武兄说可以讲讲香港社会文化，毕竟饶公的学术成就与香港分不开，我只好“顶硬上”，斗胆以我对饶公做学问所知的一鳞半爪，谈谈饶公的安忍和香港的文化，声明不是讲座而是与学员交流。

　　饶宗颐教授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举办的讲座上作《关于汉字起源的新问题》的学术演讲（演讲内容后来由《国学视野》杂志的作者整理出版），当时他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已经付梓（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一些最新资料，从世界观点出发……探索原始时代汉字的结构和各自演进的历程以及它何以能延续数千年，维持图形不变的缘由”。饶公在演讲中透露大约于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开始动笔，历时近三十年成书。饶公说：“我做学问有一个词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要忍。佛教六个波罗蜜多，其中一个就是‘安忍’，做学问也要忍，我能忍。”这令我想起收录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十四册的《郭之奇年谱》，据了解，这是一九四二年日寇占领潮州时，饶公逃至揭阳避难期间的研究成果，揭阳是南明重臣郭之奇的家乡。资料显示《郭之奇年谱》公开发表于一九九一年的中文大学新亚年报，由研究到出版相隔近半个世纪，这是饶公做学问能忍的另一个例子。

　　无论一本书，还是一篇论文，从开始写作到发表长达三十年甚至半个世纪，这种“忍”功的确非同一般。依我粗浅的理解，饶公能忍，是因为他一生治学始终坚持“求是、求真、求正”，从不急功近利，正如李焯芬教授所说，饶公一生不受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但这只是他个人主观方面的因素。饶公做学问能忍，也离不开他身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配合。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饶公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新加坡大学等任教，工作稳定薪津不错，在这期间，饶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埋首学问之余，亦寄情书画艺术，他还经常到海外交流考察研究，包括美、英、法和日本、印度等地，他对甲骨文和敦煌学研究的很多重要成果，都得力于外国的宝贵资料，曾经因为某项研究需要，向校方申请延长留在国外三个月，立即获得批准。八十年代初，饶公更有机会到内地各大学、博物馆以及甘肃敦煌、长沙马王堆等地考察交流长达三个月，本期研修班的导师之一曾宪通教授，当年全程陪同饶公。

　　饶公是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毋庸否认，他比不少同辈的内地学者更加幸运。饶公的学问生涯孕育于内地，始于家乡潮州，而香港的人文环境，成全了他的忍，成就了一代国学大师和硕学通儒饶宗颐。